“一個人想什么不重要，關鍵是要把他想的東西變成語言，而且這個語言能夠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詩人梁小斌這樣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說道。繼去年年底突發腦梗之后，上個星期，他又做了一個眼部手術。據他形容，現在他看眼前的一切都像“隔著一張揉碎了的玻璃糖紙”。

　　雖然如此，梁小斌對自己的情形并不擔憂：“博爾赫斯說：‘失明讓我懂得了格律。’”他滔滔不絕地談著一些美學問題：“阿炳的《二泉映月》，那么清澈。我說，阿炳不要再哭了，二泉已經映月，湖水已經漲滿。但藝術，就是存在于一個盲人無邊無際的痛苦之中。作為欣賞者，我們只好永遠保存他的苦難。”

　　“梁小斌困境”

　　或許在外人看來，梁小斌也是苦難的。

　　上世紀80年代，詩歌創作掀起過一個熱潮。評論家徐敬亞曾說：“在文學荒原上，中國有兩個天真的孩子，一個是顧城，一個就是梁小斌。”當年梁小斌風光一時，曾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30多年過去了，朦朧詩的耀眼光芒早已隨時光淡去，詩人們大多另謀出路。梁小斌一直不肯放棄，但他也是那批詩人里“混”得最差的一位。他一直游離在體制之外，沒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生活。他的朋友簡寧說，梁小斌的謀生能力停留在普通人20歲的水平。

　　梁小斌沒有錢，只有字。數十年的時間，除了詩作，他有百萬字的思想隨筆集，2001年出版了《獨自成俑》《地主研究》，2005年出版了《梁小斌如是說》，不久前又出版了《地洞筆記》。對普通讀者來說，梁小斌的書讀起來拗口、晦澀，甚至有點不知所云，文學批評界卻將他推崇為“中國的卡夫卡”。這似乎注定了梁小斌的書暢銷不了，只能靠微薄的版稅勉強度日。去年11月，一次突如其來的腦梗讓梁小斌意識到，自己竟是個沒有醫保的人，根本負擔不起高額的醫療費。

　　隨后，由于一批文學界朋友的介入，“梁小斌困境”在網上引發了熱議。學者葉匡政說：“我很早就說過，詩人如果沒有其它職業的話，99%都得餓死。物價一直在漲，但詩歌和純文學的稿費一直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安徽社科院工作的詩人祝鳳鳴說：“這次梁小斌事件中，與其說是對具體一位詩人的關注，不如說是對詩歌的關注。”

　　而這些，對梁小斌來說，都是發生在身外的事。

　　“我活著，我寫詩。”除了和文字打交道，梁小斌不會別的。他尤其擅長把生活的普通片段，變成藝術的完美瞬間，他說：“有重大意義的不光是政治事件，一塊藍手絹，從陽臺上落下來，同樣也是意義重大的。”他的文字通常是內省式的：“我們往往只看到一些戰爭場面的四散奔逃，但感受不到內心世界的月黑風高。”

　　在微小的細節里感受天差地別

　　在合肥第三十二中上學時，梁小斌和同齡人一樣，看革命樣板戲，讀毛主席詩詞，讓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作家浩然的作品。梁小斌比別人愛琢磨，讀浩然的《金光大道》，當看到五保戶老農民生病時沒水喝，伸出手去窗臺抓雪的情節時，他感慨：人在倒霉的時候，雪也是下在外面的；這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完全不同，北國的雪景完全是裝在偉人心里的。從最微小的細節，梁小斌就能感受到強弱之間的天差地別。

　　后來他讀到了北島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心情激動萬分，有一種被蕩滌的感覺，這開啟了他對詩的思考。在下放當知青期間，他也開始了詩歌創作。

　　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來自于招工回城后在合肥制藥廠更衣室的經歷。有一天，他一邊在更衣室換衣服，一邊喃喃自語：“我的鑰匙丟了。”他沉浸在詩的意象當中，車間領導大為光火：“鑰匙丟了，就半天不出來見人了嗎？”下班后，梁小斌騎車帶著工會發的幾個西瓜回家，一路上腦子里想的全是“鑰匙丟了”。他甚至覺得車子上的西瓜太沉，妨礙了他思維的運轉，順手就把西瓜扔到了路邊的水塘子里。

　　《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發表于1980年。詩中，他以鑰匙的丟失來比喻理想的失落，隱喻“文革”給一代人留下的精神創傷。這首詩也成為中國朦朧詩的一座高峰。

　　但詩人的生活并沒有攀上高峰。因為對工作總是心不在焉，1984年，梁小斌被制藥廠除名。當時年輕人沒有工作就是“另類”。父親對著失業的兒子納悶：“這個沒有工作的怪物，居然還睡得那么香。”從此，梁小斌自我流放在寫詩的道路上，切斷了一切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