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13點，正值盛夏，暑氣逼人，是大部分人的午休時間。“我是那小部分人！”全國政協委員戴秀英告訴記者，自己從來不午睡，也沒有晚上12點以前睡過覺。

　　“人要有目標，有追求，跟年齡無關。”戴秀英是個非常有計劃的人，幾十年來，她一個目標接著另一個目標，從未停下腳步：“我熱愛西部，我的人生從這里開始，也在這里收獲。”曾幾何時，西部好像是一個符號，意味著荒涼、貧窮與落后，但也是最需要人們去關心、幫助和付出的地方。“哪怕你為推動社會進步作了一點點貢獻，心里也會特別高興。”戴秀英說到了，也做到了。

　　一本手冊，讓農民自己當“醫生”

　　1958年，4歲的戴秀英隨父母支邊來到寧夏，那一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我是和寧夏一起長大的！”話語中透出一種自豪。戴秀英在北京讀完醫科大學后，毅然回到寧夏從事醫學教育工作，一待就是一輩子：“學醫不為別的，只為了我的鄉親父老。”

　　幾十年里，戴秀英走遍了家鄉的溝溝坎坎，心里最惦念的是大山里的農民弟兄。由于經常下基層調研，戴秀英這些年結識了不少農民朋友，其中有一戶農家讓她印象深刻。“我第一年去他家調研時，家里條件不錯，住的大瓦房，能喝上干凈的自來水。可再過一年去看，他家的生活已經變得很拮據。”戴秀英感到非常意外。后來她了解到，有一回家里人吃了餿飯，出現嘔吐、腹瀉等癥狀，后來病情越拖越重，最終導致昏迷。村里的村醫和鄉鎮衛生院的醫生都說治不了，家人只得用牛車把她拉到縣醫院，在縣醫院住了一周，花了好幾千元。

　　“就這樣，一個原本殷實的家庭卻因病返貧，原因居然是缺乏衛生保健知識！”戴秀英當即表示，一定要想辦法改變當地農民因衛生知識缺乏而容易患病的現狀。隨后，她組織區內30多名醫學專家，編寫了《農民家中的醫生》手冊，書中推薦使用的大多數用藥是經區內招標后價格低廉、服用安全、普通藥店容易買到的藥品，同時還從收集和整理的2萬種古今中醫藥文獻中精選出600多種偏方，全部免費發放給當地農民。戴秀英還不忘叮囑農戶們每家準備一個小藥箱，遇到一些常見病可以自己診斷治療。

　　2011年和2012年間，戴秀英先后主編了《農村衛生適宜技術應用》手冊、《家庭醫生家庭安全用藥手冊》等，繼續指導農民做自己的保健醫生。“絕大多數農民收入都很低，不少農民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因病致貧返貧在農村十分常見。我寫書的初衷，就是希望他們能花最少的錢治小病。”戴秀英說。

　　一紙提案，讓癲癇病人遠離病痛

　　西海固，寧夏南部貧困山區西吉、海原、固原三個地區的簡稱，那里干旱少雨，土地貧瘠。“近百萬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貧窮可想而知。”一提到西海固，戴秀英就特別揪心。

　　在西海固的一次調研中，戴秀英遇到一個農村家庭，家里本來就貧窮，兄弟兩人還得了癲癇，但他們治療的方法竟然是請“法師”。“他們告訴我，花了一年的積蓄從‘法師’那里買下藥丸，結果不管用，病情還加重了。怎么可能管用呢？”戴秀英又氣又急。她發現癲癇這種神經系統疾病在農村地區很常見，有數據統計，2/3以上的癲癇患者沒有得到合理治療，病情長期得不到控制，近半數不能勞動或工作。“一家出現這樣的病人，就必須長期有人照顧。農村生活條件差，村衛生所一般沒有神經科，病急亂求醫也就不足為奇了。”戴秀英下決心要改變這種愚昧落后的狀況。

　　2005年到2010年，作為項目主持人，戴秀英積極爭取國內外合作“WHO—中國農村地區癲癇社會控制”項目，為寧夏爭取項目資金200余萬元。6年來，她帶著課題組的研究人員跑遍寧夏14個縣、市、區，為164個鄉鎮衛生院培訓了一批治療癲癇的鄉村醫生，親自指導篩選癲癇患者，為患者進行診斷和確定治療方案，組織專家編寫了《癲癇病人防治300問》，免費向管理癲癇患者的鄉村醫生和癲癇患者發放2000冊。目前項目已經覆蓋寧夏380萬農村居民，占寧夏農村人口78%，有2500例驚厥性癲癇患者接受免費治療。

　　令戴秀英高興的是，經過5年隨訪觀察，50%的癲癇患者完全停止了發作，30%的患者發作明顯減少，治療有效率高達80%以上。經過培訓的鄉村醫生，能像大醫院神經科醫生一樣管理和治療當地癲癇患者，每位患者每年只需花費30元就可使病情得到控制。“農村癲癇患者再也不怕找不到專家，看不起病了。”戴秀英爽朗的笑聲里充滿欣慰。

　　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戴秀英提交了《關于在中國農村地區廣泛推廣“癲癇社會控制示范研究”的建議》提案，得到原國家衛生部的高度重視和積極采納。就在當年，該項目就被納入中央財政轉移地方贊助項目，并在全國15個省市推廣應用，獲得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