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仰視到實踐

　　———我眼中的政協文史資料工作

　　歲月荏苒，從走進政協機關的大門，這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從出版社到文史館，我對文史資料工作從初識到了解，由仰視到投身實踐，我體察了她的榮耀、挫折、步履艱辛和彌足珍貴之后，她在我眼中漸漸有了溫度。

　　對文史資料最初的印象，是圖書館里那好幾排灰黃色封面的《文史資料選輯》，自1960年創刊至今保持著建國后出版時間最長的連續出版物紀錄。

　　2011年到2013年，我有幸參與政協文史館籌辦，具體工作是參與起草文史資料工作展的腳本，在這個過程中，我對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發起、發展歷程、社會作用和影響有了系統梳理和深入認識。

　　歷史上總有一些貌似偶然卻影響深遠的神來之筆。在我眼中，1959年全國政協第三屆一次會議閉幕會后的那次“敬老會”，就是這樣的一筆。這是所有政協文史工作者都會牢記的一個日子———1959年4月29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同志在政協禮堂為所有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舉辦了一次茶話會，動員這些經歷了“四個朝代”的老人“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隨即在半個月后的常委會預備會上，決定把人民政協征集的“三親”歷史資料定名為文史資料，并決定成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作為專門從事文史資料工作的常設機構。

　　展覽是遺憾的藝術，文史資料工作展的遺憾之一就是沒有找到那次敬老會的任何照片。我們通過努力，幸而找到了與會者簽到名單。看到名單，當時出席的383人才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數字，也才知道什么叫“大家云集”，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本中國近代史。到1959年底，文史委已收到各類資料200多萬字，于是擇其精華，開始編印《文史資料選輯》。

　　當時的文史資料工作隊伍從組織者到作者、編輯，陣容強大到超乎想象。委員會首任主任是中科院近代史所所長范文瀾，副主任無一不是史學大家。民國著名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不過是《選輯》編輯部的普通編輯。溥儀、杜聿明、宋希濂……1959年底特赦之后，1961年就被聘為文史專員，來政協機關大院報到了，他們主要工作就是撰寫和審讀文史資料。

　　今天，昔日的順承郡王府已經難覓蹤影，幸而老同志還在，我在他們記憶的指引下勾勒出過去全國政協機關在王府中的草圖。多功能廳玻璃天井中的那兩棵楸樹，曾經聳立在王府中路大殿的南側，那里是辦公廳的所在。如果今天從東北門走進機關，在通往多功能廳的道路左側有一棵古槐，右側的那棵在三年前的大雨中倒掉移走了，這兩棵古樹北側的房子就是當年王府東小院的文史專員室的位置。

　　轉眼55年過去了，我們把一箱箱一包包時間長廊里由遠而近、來自全國各地下至縣一級的文史資料圖書拆箱上架，軍事、政治、文化、民族、經濟、科技、社會大觀都盡收其中。許多作者已經故去，但他們親歷、親見、親聞的歷史瞬間作為第一手材料被保存下來。50多年來征集80億字、出版50億字，不禁感慨，這份成績單大抵是可以告慰周總理了吧，假如沒有他當年這看似偶然、實則深謀遠慮的創舉，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必然早已隨著逝者的記憶飄散。我為自己能參與這項功在千秋的事業感到榮幸。

　　兩年前，文史館正式成立，我肩負起征編《文史資料選輯》的任務，我深知這副擔子的光榮與挑戰。

　　從仰視到了解，再到實踐。相對于前兩者，實踐是最艱辛的環節。兩年來，我們編輯部的兩個人向超過兩百位政協委員和知名人士約稿或進行采訪整理。在繼承的基礎上，對選輯的內容和形式做了一些革新，重新設置欄目，突出“特稿”和“口述”內容；策劃了老手稿珍藏彩頁，使手稿上的歷史信息更完整更直觀地展現給讀者；增設二維碼，架設紙媒體與網絡、手機終端的鏈接；改版封面和內文設計，力圖呈現“高端、有品質”的定位。我也把征集編輯文史資料過程中的見聞、體會、挫折、經驗寫了3萬多字的工作筆記。相對于付出，我感到收獲了更多。我在工作中體會到了源源不斷的挑戰和鼓勵，也在努力的同時感到自身的充實和完善。

　　文史館開館前后，我經常陪各方客人參觀二樓的人民政協歷程展，穿行其間，65年的光輝歷程歷歷在目。我們唯有立足本職，兢兢業業，為人民政協事業力盡綿薄，協助她寫下更精彩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