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協開展重點課題調研 混合所有制這樣“混”

　　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財產權分屬于不同性質所有者的經濟形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新思路。今年以來，省政協開展“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點課題調研，召開專題協商會議，并形成調研文章和報告，為我省積極探索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供思路和對策。

　　混合所有制經濟該怎么“混”？有人把它比喻成一對年輕人談戀愛，從相識、相知，到相戀、相許，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其中，既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又有相敬如賓的默契，更有沖破重重阻礙的艱辛。

　　眼下在浙江，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不過，面對機遇挑戰并存的未來，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想“混合得好”、“混合得長”、“混合出成效”，任重道遠。

　　嘗試：混合發展逢良機

　　近段時間，省政協委員、三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陶曉鶯腦中常常閃現一個熱詞——混合所有制經濟。事實上，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她就一直關注這個話題。

　　“像我們這樣的民營企業渴望聯手國企，國企的實力，加上民企的活力，能夠迸發新的競爭力，搭建一個全新的發展平臺。”陶曉鶯深有感觸地說，借此東風，她正四處拋“橄欖枝”，耐心尋找合適的國有企業，期望有朝一日能攜手聯姻，做大做強“家政王國”。

　　在浙江這個民營經濟大省，陶曉鶯的愿景代表著廣大民營企業主的心聲。

　　省政協常委、經濟委主任、課題組協調人陳正興認為，目前浙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至少蘊含三大機遇：首先是推進國企深化改革，進一步提升國有資本運營效率的重大機遇；其次是拓展民企發展空間，進一步引導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機遇；再者是擴大區域經濟開放，進一步推動省內外各類資本、資源、要素優化重組的重大機遇。因此，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對浙江經濟轉型和市場化改革是一次歷史性重大戰略機遇，抓得好、抓得準，將是興企之策、強省之路，為浙江經濟發展增創體制機制新優勢。

　　省政協常委、省鐵路投資集團董事長余健爾提供的一組調研數據顯示，目前16家省屬企業及直屬單位母公司層面，已有3家是混合所有制公司；1935家省屬國資控股各級企業中，各類混合所有制企業占比達72.4%。

　　為此，省政協在課題報告中建議：以優化資源配置為重點，雙向混合，內外聯動，要尊重經濟規律，重視和調動國有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兩方面的積極性，發揮市場配置資本、重組企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導、監督、服務的重要作用，尋求優勢互補最大公約數，堅持成熟一批、突破一批，堅持一企一策、一企一制、一企一法，打造國企民企共進升級版。

　　實效：深度融合增活力

　　百年老店胡慶余堂，是浙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經典案例。

　　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國有獨資企業杭州胡慶余堂制藥廠負債高達9000萬元。1999年和2000年，杭州市政府兩次對胡慶余堂實施改制，成立具有多個投資主體的杭州胡慶余堂藥業有限公司，其中國有股只占8%，形成了以民營資本為主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到2013年末，胡慶余堂銷售額達11.85億元，是改制時的10倍；利潤超過1億元，是改制時的20余倍；凈資產為3.28億元，是改制時的17倍；上繳各項稅費11600萬元，是改制時的9倍。

　　可以說，各種所有制資本相互融合，取長補短，相互促進，讓胡慶余堂“老樹開新花”。省政協常委、省發改委副主任黃勇認為，近年來，我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積累了不少經驗，既涌現出省物產集團、省建設投資集團、杭汽輪集團等一批以國企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優秀代表，也出現像西子奧的斯、中球冠等民企與國企甚至央企合作的成功案例。“這些充分表明，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升國企和民企競爭力，是一條走得通、走得好的轉型發展之路。”

　　一組調查數據表明，在省內規上工業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戶均產值、人均產出和每元資產利稅水平，明顯高于一般的股份制企業。

　　有機遇，也面臨挑戰。就浙江而言，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在思想認識上仍存在疑慮和擔心。對此，省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浙江監管局局長呂逸君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首先必須轉變觀念。在控股權問題上，國有企業應當在控股權及人事、分配制度上適當放權，重點管好資本。

　　省政協課題調研組則建議，要堅持頂層設計與重點突破相結合的思路，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按照輕重緩急、先易后難、由點及面的時序，總體規劃好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運用多種方式加快國資和非公有資本深度融合，重點抓住3個關鍵點：一是“改”，改變按行業或成建制轉制單位逐一授權做法，對省級國有集團本級，根據產業結構實際情況，改制或重組整合為國有資本運營(投資)公司。二是“合”，重點支持推進醫藥化工、建筑地產、商業、旅游等產業相近、行業相關、主業相同的國企，通過合并、劃轉、并購等多種方式進行重組，減少數量，提高質量。三是“流”，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有序進出機制，競爭性領域國資持股比例不設下限，按照市場規則有序進退、合理流動，也可全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