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節前的“太平輪”沉沒事件

　　徐忠友

　　2015-01-22期09版

停在碼頭上搭客裝貨的“太平輪”。 

“太平輪”事件的部分幸存者

這張五分錢上的圖案據說就是“太平輪”

　　春節，是一個合家團聚的歡樂佳節。然而，在60多年前的一個春節前夕，在浙江舟山海域卻發生了一個特大海難，那就是讓世人震驚的“太平輪”沉沒事件。

　　2014年12月，著名電影人吳宇森導演的賀歲片《太平輪》在中國各地影院上映，這一事件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腦海和視野當中。

　　本文作者查閱了當年的浙江《東南日報》相關報道，力圖還原那場特大海難……

　　內戰是“太平輪”沉沒的根源

　　解放戰爭后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發起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解放了東北、華北大片土地，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最終退到臺灣。一些軍政官員、商界大佬、社會名流便攜家帶口，準備搭船逃往臺灣。

　　說起“太平輪”，還有一番復雜的來龍去脈：1946年，當時的輪船招商局（性質是國有企業）從美國打包購買了19艘大游輪，每艘17萬美元，還附帶送貨上門，大舉殺進航運業。一夜之間，上海灘就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航運企業好幾十家，就連湯恩伯、杜月笙等也插上一腳。

　　“中聯輪船公司”靠著與陳儀及輪船招商局總經理徐學禹（徐錫麟之侄）的浙江同鄉情誼，得到了“太平輪”、“華聯輪”等3條船，做起了航運生意。“中聯公司”的后臺老板是周曹裔、龔圣治、蔡天鐸、馬世燧和周慶云5個浙江寧波老鄉，其中一個股東蔡天鐸，就是臺灣電視節目《康熙來了》、《今天不讀書》、《愛的故事》的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父親。

　　1920年下水的“太平輪”，原是美軍的一艘軍備運輸船，載重量為2050噸。在美軍使用期間，船身已經被改裝得輕巧單薄。1948年7月14日開始，由“中聯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塢公司租用，往返于上海和臺灣基隆之間。

　　在“太平輪”運行初期，主要是運送往返上海與臺灣基隆的公務人員、眷屬、商人、游客等。在1948年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間，“太平輪”還臨時為國民黨軍隊征用，在遼沈戰役中作為補給船，運送過國民黨軍人和傷病員，還有食品、武器、彈藥等。

　　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太平輪”又成為一艘“逃難船”，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輪”共行駛了35個航班，運送上萬人員，還有槍炮彈藥、坦克車和黃金、珠寶、文物等。

　　可以說，由于承載了那段歷史聚合在一起太多不堪重負的東西，最終使得“太平輪”不太平，迎來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海難。

　　不堪重負的“太平輪”

　　當時，上海有多家航運公司都有船開往基隆，但臨近春節，其他船都不開了，“太平輪”成了春節前開往基隆的最后一班船。

　　“太平輪”出事前的最后一趟航行原定的開航時間是1949年1月26日。因為1月29日就是大年初一，去的人想到臺灣過除夕之夜，船員也想早一點趕回來與家人團聚。輪船開往基隆一趟大致需要兩天三夜60個小時，如果1月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臺過除夕，所以有些人早早買了26日的船票。

　　“太平輪”一共設有一、二、三等船艙，分設在船體的三層，實際座位只有508個，所以有姓名等基本登記的乘客也只有508位。

　　許多乘客在1月26日就拿著船票，帶著家人或行李來到上海外灘的碼頭，準備登上“太平輪”。然而，船方卻不讓乘客上船，只是告知：“本輪因故延期至1月27日上午起航，請乘客改日再登船。”

　　延期開船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因為這趟船是春節前上海開往基隆的最后一班船，想搭乘的人很多，因核定的船票已經賣完，于是有的人就找門路、托關系，甚至拿出金條以高于原票價數倍甚至十多倍的價格，以求購到一張船票。而有些人則由于地位高、名氣大，通過托關系或找門路就直接上船，使船上的乘客加上船員猛增至近千人（其中有票乘客508人，船員124名，無票者約300多人）之多。人一多拖拉的時間就長，船方一時難以安排艙位和開船時間。

　　二是“太平輪”不僅要拉人，還要運貨。“中聯公司”的運輸合同上記錄的東西除了《東南日報》的100多噸貨外，還有中央銀行秘書處等單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賬冊231箱，業務局賬冊525箱，上海各金融機構的保險冊、信用狀、報表等1317箱，甚至還包括一輛陳果夫的別克轎車。而那些跟客人隨行的貨，也是門類眾多，數量不少。如有往來商行為臺北迪化街商鋪準備的南北貨和中藥材，有鐵絲、洋釘、小五金，還有北京榮寶齋的玉器、書畫、珠寶等，都要一件件裝上船。

　　三是有些船員也不愿意在春節期間出海，因為這樣他們與家人無法團聚，他們要求過了春節再開船，怠工了幾個小時。

　　時間延遲到1949年1月27日下午兩點，由于各方面情況復雜，溝通非常不便，等協調得差不多了，已經到了傍晚。看看人都上船了，貨也裝好了，但此時“太平輪”船艙的水位線已經很低，船上甲板已與碼頭齊平，人可以直接爬上船甲板。

　　主要的原因不僅是人多，而且有一批鋼筋大大超重了，當鋼筋裝了150噸時，船的載重量就已超過了。因此船長要求停裝，但因船運公司此前已收了600噸的運費，只好硬著頭皮裝上去。結果使輪船累計載重量高達2700多噸，足足超載了650多噸。

　　“建元輪”不到一刻鐘就沉沒了

　　直到傍晚6時一刻左右，“太平輪”才吊起鐵錨，徐徐離開碼頭，沿著黃浦江向吳淞口方向駛去。

　　當時天色已漸漸轉暗，但“太平輪”船長既不讓開燈，也沒有鳴笛。因為自解放軍逼近長江時，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1月5日就發布了《關于在戒嚴期間的水上宵禁令》：每天下午6點到次日早晨6點不準在海面航行。“太平輪”在晚上6點多鐘開船，已屬違反“宵禁令”了。如果又開燈、又鳴笛，大搖大擺地往前開，說不定就要被水警攔下來，輕則罰款，重則扣船不讓走了，所以只好不聲不響、偷偷摸摸地往前走。

　　“太平輪”還算順利地出了吳淞口，就到東海的海面上了。船長下令開足馬力，加快航速向浙江舟山方向駛去。當晚正是春節前，輪船里準備了許多年貨，有酒有魚肉有水果，供乘客買和船員們享用。沒想到船員們幾杯酒下肚，有些人就神魂顛倒了，有的人擅自脫離工作崗位，還有的人躲到角落里打起了瞌睡。

　　災難正一步步地向“太平輪”逼近，而船艙中的乘客也沒有覺察到什么，有的甚至還沉浸在歡樂之中，但這種歡樂很快就要結束了。

　　時針指向1月27日夜11時45分，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附近洋面時，在抵該海域的白節山（此山是座僅有0.5平方公里的小島，最高海拔120.7米，并建有燈塔，因山上盛產中藥白術而得名）附近時，雖然海面上無霧無風、浪也不大，但“太平輪”竟鬼使神差般地與由基隆載貨來滬的“建元輪”相遇，在雙方沒有亮“應急燈”和鳴“警示笛”的情況下，突然“轟”的一聲發生激烈互撞。

　　“建元輪”屬于益祥輪船公司，1919年由挪威廠家建造，是中新紗廠總經理榮鴻元買來用以做運輸生意的，一直往返基隆上海運輸物資。就在剎那間，載著2700噸煤炭、木材的“建元輪”被“太平輪”呈丁字形攔腰撞進一個大窟窿，海水“嘩”地向船艙內倒灌。

　　“建元輪”被撞后，船員們紛紛跳水向“太平輪”求救，由于是載重船下沉很快，“建元輪”不到一刻鐘船就全部沉沒了，船上有72名船員被海水溺斃，只有一位三副和一名炊事員被救至“太平輪”上。

　　“太平輪”也跟著沉沒了

　　“太平輪”本是有搶救事故的條件和機會的，在事故發生后，附近有艘“盛京輪”曾收到“建元輪”發出的求救信號，并詢問“太平輪”是否需要救援？但事發后回到駕駛艙的“太平輪”船長的回復是“沒事了”。“盛京輪”便開走了，等于錯失了一個機遇。

　　特別是“太平輪”上掛有10多艘救生艇，本來放下來可自救數百名乘客。也許是大家心里慌了，竟沒有一艘被船員或乘客放下。在前艙沉沒后10分鐘，船的左側也開始下沉。當時救生艇上擠滿了想逃生的乘客和船員，但卻沒人想到割斷繩子……

　　不想，“太平輪”急解救生艇不成，船長發覺艙內也已經進水，便以全速向附近一個小島駛去，但此時船身已漸向右側傾斜，船速也越來越慢。更要命的是船上突然發出“轟”的一聲巨響，原來是鍋爐發生了爆炸，有的人被氣浪沖進海里，也有的人趕緊跳海逃命，但絕大多數落水者均因當時天寒而凍死或溺斃。

　　最后的結果是，在“建元輪”沉沒45分鐘后，“太平輪”也于1月28日0時30分跟著沉沒了。

　　海難發生后不久，一艘名為“華爾蒙哥號”的澳大利亞軍艦剛好路過此海域，他們見狀立即投入救災，并救起35名（30男5女，30名男性中包括2名“建元輪”船員）乘客，但有一位女性因體力不支死亡。

　　1月28日凌晨3時許，由海岸電臺轉發了“太平輪”出事前發出的最后呼救，但時值戒嚴期間，“中聯公司”只好延遲至早上5時后才進行營救探查工作，他們向軍方借用一艘登陸艇，于1月28日上午駛往出事海域；當天下午1時30分，公司又向“中央航空公司”租用飛機一架，派員飛至出事地點，但因水深浪急，登陸艇在白節山燈塔附近四處兜查達5小時之久無果，包機也在該處上空低飛觀察2個多小時，只見海面上有一層黑色燃油漂浮水面，毫無遇難者跡象，只得返回上海。

　　最后官方發布這次海難事故的獲救人數是36人，有932人遇難，損失極為慘重。

　　賠償執行非常困難

　　“太平輪”沉沒的事件發生后，在亞洲甚至在世界航運界都是一個大事件，讓很多有關的人與無關的人都感到很痛心。

　　對這起讓世人震驚的大災難，許多媒體都作了報道和評論。其中《大公報》在《輪船失事原因》一文中分析：造成此次災難的原因首先是抗戰勝利后輪船大量增加，船員素質低下，僅持準考證就可駕船；其次船運公司不注重救生設備，“中聯公司”的華聯輪10條救生艇有9條漏水……

　　浙江《東南日報》在《太平輪事件的社會因素》社論中更是認為：“這次事件的原因很多，第一是不負責，無紀律。在現今社會上早已成了風氣，一般心理上說人命如兒戲是一個基本原因……社會的缺乏進步與沒有秩序皆由于此，于是貪污、昏聵、敷衍、草率、凌亂、暴戾之氣，攪成了一團，太平、建元二輪的駕駛人員只要有一方面能夠兢兢業業，就不致造成如此巨禍……第二、概自通貨膨脹后加政治腐敗以來，狡黠之徒無不以事業為工具，以欺詐為手段，以投機為目的，只要結納官場，負緣金融之門，便可有業皆企,無機不投……他們只具有一種目的，便是怎樣才能賺得更多的錢。就說歷來肇禍的輪船公司吧，哪一家不是由于乘客逐額，超載過多、設備簡陋、人員泛濫、管理腐敗所致……”

　　事故發生后，遇難者家屬們分別在上海和臺灣地方法院起訴“中聯公司”，向船方要求賠償。1949年4月5日，臺北地方法院開審“太平輪”沉沒案，“中聯公司”總經理周曹裔到臺灣后，提出以公司所屬的“華聯輪”向臺灣銀行抵押現金120萬新臺幣，作為償債的抵押品，后該公司將所屬的“安聯輪”也向銀行抵押了30萬現金，作為支付“太平輪”事件賠款。但賠償實際執行起來非常困難，當時幣值很亂，物價飛漲，有的人為保險起見，干脆拿到80擔白米，也有的遇難者家屬僅拿到四五美元。由于時局混亂，還有許多人甚至連一分錢賠償金也沒拿到。

　　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開審“太平輪”沉沒一案。原告有416人，他們在法庭上要求給每位遇難者賠償3500萬元，并盡快打撈死難尸體。

　　這是一起責任事故

　　法庭初步查明：這是一起責任事故，首先是船方為了賺錢，嚴重超載。其次是據有關人員出庭作證：事發前“太平輪”船長不在駕駛艙內，負責開船的大副和二副喝酒賭錢，把掌舵重任交給三副。然而，在事發時，三副因尿急到衛生間方便去了，沒在駕駛室里。“太平輪”當時處在“無人駕駛自由行”狀態，從船長到大副、二副、三副，沒有一個人在現場掌舵，才導致直接撞向迎面開過來的“建元輪”。

　　而“建元輪”也有駕駛人員工作責任心不強，脫離工作崗位；為趕時間抄小道走，遇到險情處理不及時等一些直接的責任。當然還有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發布的“水上宵禁令”，讓兩船都摸黑行駛，甚至連輪船桅桿上的信號燈都沒有亮，這也是間接重要的責任。

　　面對這么大的賠償數目，“中聯公司”根本無力賠償。另外，“中聯公司”投保的兩家保險公司華泰和鴻福，事發后都宣布倒閉，更是讓法庭無可奈何。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的法庭不復存在；當時解放戰爭還沒結束，南遷的國民黨政府根本無力與中共方面溝通，“太平輪”沉沒一案審理便停止了，所有證詞、文件后來多數保存在上海檔案館；臺灣地方法庭則保存著臺灣方面訴訟文件和賠償紀錄。

　　那兩艘被扣押的“中聯公司”所屬、由澳大利亞制造的輪船則被鐵鏈鎖在海港上，天長日久銹跡斑斑變成了兩堆廢鐵。

　　被海難改變的命運

　　一場大海難讓900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改變了他們親人的命運。

　　在“太平輪”上遇難的乘客中有當時許多政要、名流、大老板：其中有國民黨政府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遼寧省前主席徐箴一家、代表國民黨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國民黨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的家人、臺灣陸軍訓練部司令教官齊杰臣的家眷、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時的同窗好友俞季虞、袁世凱之孫袁家藝、天津市長之子鄧蓮溪等。

　　“神探”李昌鈺父親李浩民先生是位富商，他遇難時李昌鈺才不到10歲。當時全家人都在臺灣桃園家中迎接父親回家過年，結果等來的卻是父親去世的噩耗，那個年一家人是在悲痛和淚水中度過的。李浩民去世后，李家人優越的生活到此結束，本想從商的李昌鈺，重新選擇進入不交學費的警校學習，最后走上了從警之路。

　　時為南京國立音樂學院院長的天才音樂家吳伯超先生，這次去臺灣是準備為音樂學院遷臺尋覓新址，并與家人一起團聚迎新的，但也不幸遇難，享年僅45歲。上海的徐瑞娣的父親是“太平輪”的船員，父親遇難時她才三四歲，只依稀記得跟母親到碼頭送父親，從此再也見不到了。解放后，徐瑞娣和母親留在了上海，后來為了生活，母親改嫁，也不愿多說父親和“太平輪”的事，因為說了心里會很難受。

　　家在臺北的王兆蘭是官方公布的36名幸存者中最年輕的一位，當年她才16歲。在“太平輪”沉沒前，她和母親一起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她還記得母親被海浪卷走前對她說的最后一句話：“你要帶好弟弟、妹妹！”但后來弟妹也被海水沖走了。她獲救后，父親把她接到了臺北，她也從不提起這件痛心的事，直到2010年后才為人所知。電視劇《潛伏》余則成的原型張漢，坐的是“太平輪”二等艙47號，由于他當時的身份已經暴露，上船前，他心中就產生了不祥之感，于是他就給懷孕的愛妻寫了一封信：“淑賢吾妻，無論您生男生女，都要好好地把他養大成人……”

　　臺灣著名作家白先勇發表于1965年7月《現代文學》第25期的小說《謫仙記》中，就描寫了國民黨外交官之女李彤，因父母在“太平輪”失事遇難后，命運發生巨大轉折，最后在威尼斯投海自盡。這是較早反映“太平輪”事件的文學作品，1989年被大導演謝晉拍成電影《最后的貴族》，由著名演員潘虹、濮存昕主演。

　　逃過劫難的人們

　　不幸中常有萬幸之人，他們由于種種原因最后沒有坐上“死亡之輪”，而躲過一劫。

　　臺灣高雄佛光山開山宗長星云大師，當年赴臺時也是想乘“太平輪”的，但因時間倉促沒趕上，而免遭這場大災難。還有一位母子本已買好“太平輪”這趟船票，但因嬰兒平時坐車會吐奶，怕在船上時間長，孩子一旦暈船吐奶不好辦，所以就退掉船票改乘飛機，所以是“吐奶”保了母子的命。

　　葛克是“太平輪”海難36名幸存者中的一位，他當年任國防部參謀少校，他乘“太平輪”是要趕在新年前把妻兒帶到臺灣去，結果這趟旅程成了他與妻兒的訣別之行。

　　事發時，他們一家站在“太平輪”最高處煙筒的左側，不料很快船向就右邊傾倒，他們站不牢了。不一會兒工夫，他覺得腳下冰冷，其懷里的兩個孩子與緊挽著手臂的妻與幼兒一下被沖散掉進海里，連半句話也沒說上，很快就不見了。他立即把皮鞋脫去，手槍丟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想去搶救妻兒，可妻兒影蹤全無。

　　最后，他流著眼淚扶著木箱隨著海浪漂流，直到被人救起。

　　臺灣資深媒體人、著名作家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是在1948年搭乘“太平輪”到臺灣的。

　　她在上海也屬大家閨秀，而且是外交官的夫人，平時愛化妝打扮，穿上旗袍人很秀美。她到臺灣后住在苗栗農村，剛開始對那里的生活適應不了。后來，她領養了客家女兒張典婉，并將其帶大，培養成才。

　　她去世前，曾將心中放不下的“太平輪”事件有些情況告訴了女兒。

　　2000年母親過世后，張典婉便想寫《太平輪紀事》，2004年起她參與《尋找太平輪》紀錄片采訪，到浙江、上海檔案館查閱過相關資料，并采訪了一些生還者或遇難者后代及相關人員，采到了許多第一手材料。

　　2005年《尋找太平輪》紀錄片的拍攝成功播出后，她又開始寫作《太平輪1949》，從而揭開了塵封60年的“太平輪”沉沒事件的許多真相。

　　（作者系浙江省委統戰部干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會員，出版專著、合著1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