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論史、編劇寫戲都必須追求學科素養

　　羊城晚報：從廣義上來說，你以故宮為題材的寫作，也能夠囊括到你的“歷史寫作”中嗎？如何將“文學”和“歷史”相結合的書寫方式才最恰切？

　　祝勇：剛才說到故宮博物院成立90年來，出現了許多學術大家，為故宮學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但是對故宮文化的表述應該有多種方式，學術只是其中的一種。

　　我寫了很多年文學作品，博士專業念的是藝術學，我一直在尋找屬于我自己的表達方式，就是前面說過的“綜合寫作”，不僅試圖打通歷史與文學，而且試圖打通文字和影像，比如紀錄片。我希望這種表達方式是貼合故宮也貼近讀者的。對于讀者和游客來說，故宮是個神秘的存在，他們渴望了解故宮，了解建筑和文物背后的歷史滄桑，卻看不懂那些艱深的學術論文。因此，對故宮歷史和文化的表述，需要轉換方式，當然，這種轉換是以專業性為基礎的，不能戲說，在我看來，所有戲說都是胡說。

　　羊城晚報：總有人對文人論史有偏見，認為浮華縹緲，缺乏扎實基本功，靠文采掩蓋不夠牢靠的底子，你怎么看待這樣的聲音？

　　祝勇：其實文人論史也需要一定專業性，也需要像歷史學家一樣長期沉潛史料，這樣才可能有新發現。也許是找到新線索，也可能是從新的角度對舊有線索進行重新認識，就像在《故宮的風花雪月》中，我寫了一些故宮收藏的古代書畫經典。對于它們，發現新的線索幾乎已不可能，我的寫作重點就放在重新闡釋上，以文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同樣會產生懸念。總之，文人寫歷史，不能外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是“歪批三國”，專業性是基礎。

　　這種專業性，最能體現作家的“綜合寫作”素養。我曾經專門寫文章，以聚斯金德《香水》、麥家《暗算》為例，談過“專業性”的問題。有人說，現在學科分工越來越細，早已不是出“百科全書式”的大師的時代了。其實，一個文學寫作者對某一行業的深入了解，在西方是十分普遍的。熟悉美劇的人都知道《絕命毒師》，雖然只是一部情節劇，但里面表現的超凡的化學知識，實在令人瞠目結舌。假如我們將美劇《實習醫生格蕾》與國產劇《青年醫生》、將英劇《神探夏洛克》與國產劇《重案六組》放在一起比較，就會知道中國編劇的學科素養是多么低下，盡管《重案六組》在國產劇里已經算是“優質品”。

　　確實有很多文人寫作態度不嚴謹，認為“天下文章一大抄”，尤其是對歷史的書寫，不過是史料的堆砌，毫無個人視角，這樣的作品，價值為零。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先生曾說：“不講規矩，不顧深淺，拿激情議論來代替客觀扎實的學術研究，把立論建立在種種錯抄誤讀的歷史資料和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樣，既經不起推敲、驗證，也難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用這種方法寫書，實在誤己誤人誤社會。”我深以為然。

　　羊城晚報：你曾經為不少大型紀錄片擔任總撰稿，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還會有關于紀錄片的工作計劃嗎？是否會有關于故宮的紀錄片出來？

　　祝勇：今年將有一部26集歷史紀錄片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叫《歷史的拐點》，其中關于甲午戰爭的部分，我們專門去了日本搜集史料和進行拍攝。今后我將要寫的關于故宮的作品，都會以紀錄片的形式表現出來。

　　祝勇，作家、學者、藝術學博士，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駐校藝術家。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紙天堂》、《辛亥年》、《故宮的風花雪月》等。曾主創歷史紀錄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榮獲中國電視星光獎、金鷹獎等諸多影視獎項。

　　祝勇眼中的故宮

　　和故宮朝夕相處，對我來說，它已經成了一個生命體，我能體會到它的呼吸、節律，乃至情感。我的工作地點，在故宮西北角，也就是西北角樓下的一個兩進四合院內，那些曾經是紫禁城的城隍廟，“文革”時“破四舊”，把廟里的城隍像砸了，現在成了故宮研究院的所在地。

　　假如是在春天，我離開研究院時，鎖上古舊木門，然后沿著紅墻，從英華殿、壽安宮、壽康宮、慈寧花園的西墻外，一路北走。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在慈寧花園和武英殿之間、原來屬于內務府的那片空場上，向東望去，就會看見三大殿側面、金色的戧脊上，夕陽的余暉無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會在這樣的時刻、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里會升起無限的幸福感。

　　假如是在冬天，天黑得早，我下班還是走那條路，卻是要穿過黑暗中的宮殿了。若站在相同的位置上看三大殿的側面，我會看到“莊嚴的三大殿就如一個縱向排列的艦隊，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這是我今年將要出版的《故宮的隱秘角落》序言里寫的話。花開花落、燕去燕來，我的生命，和宮殿的寒暑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歷史書寫者的幸福。阿房宮、未央宮、大明宮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著一個紫禁城，它帶給我無限的表達沖動，也給我無限的靈感。我覺得我不只是在研究故宮，在我心里，故宮是一個飽經憂患的生命，我在用自己的心，體會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