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移民生活

　　我在美國的第二個階段，就開始寫中國移民的生活了。由于各種原因，很多中國人移居到了美國。他們的經歷和生活都非常獨特、有意思。新環境排斥我們，它不能完全吸收我們，我們也很難完全適應它，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很多故事。生命移植的排異過程值得通過文學記錄下來。那時候，我寫了《女房東》《海那邊》等短篇小說。

　　有一天早晨，我走在舊金山的大街上。當時，霧沒有完全散，但是太陽已經出來了，霧里帶著陽光。我看見路邊樓上的一個窗子里掛出來一件淺粉色的睡衣，半透明的蕾絲上沾著水霧。當時，我在想女性怎么可以有這么美的睡衣？換做男人看見了，會不會覺得這件衣服比它的女主人還要美呢？哪怕是個很可怕、很兇惡的女人。這件睡衣卻包含我對最美女人的所有幻想。以此為靈感，我完成了短篇小說《女房東》，刻畫在美國主流文化排斥他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包含著我對移民們的孤獨、痛苦的理解。

　　《女房東》里描寫了一個到美國去陪讀的大陸男人，租住在一個女房東的廉租房里。他經常幫女房東做一些瑣事，比如澆水、打掃，以此減掉部分房租。女房東是單身，但是，夜里總會有人找女房東。男人逐漸對女房東產生好奇，女房東究竟是什么樣呢？茶杯上面的淡淡淺紅的唇印，一團捏得松松的濕紙巾，都能勾起他的幻想。

　　有一天在浴室里，他發現了一件非常美麗的淺粉色睡衣。他頓時呆住了，覺得是那位最美麗女人身上脫下來一層膜，并為此傾倒。此時突然聽見門響，他不知道怎么辦，慌慌張張地離開了。等他恍然大悟的時候，卻已經把睡衣偷進自己的房間里。對于他來說，這是一件難看的事情。思前想后，他決定把睡衣藏起來，藏到壁櫥里面。等他第二天回來的時候，卻發現睡衣不見了。他覺得女房東發現這件事，拿走了睡衣。他覺得再沒臉見女房東了，匆匆忙忙寫了一張支票，留下了所欠的所有房租，倉皇出逃。結果是，那件睡衣仍然藏在自己的大衣里面，是自己忘記了。在異國的生活中，守護著孱弱的、美麗的女房東，原本是他唯一的慰藉。但是，他親手毀掉了自己最后的一點溫馨的東西，并且無法再回到過去了，他已經和女房東訣別過了。

　　我從睡衣這一角度來寫的正處于遷移過程中的人的痛苦。假如他不是一個移民，肯定不會敏感到病態的地步。他感到了疼痛、孤獨和對溫情的渴望。最后，與她失之交臂了。在美國的那些日子里面，我創作了很多類似的關于移民的作品。

　　不能失去質疑的清醒

　　我30歲才出國，這種遷移是一個漫長的、痛苦的過程。30歲那年我出國考托福，感覺是把自己的根從這片熱土上拔了起來。這個根是潮濕的、裸露的。它們是我的神經，比所有的東西都敏感，且略帶疼痛。在外面，人家一個眼神都能傷害到你。直到2004年我離開美國的時候，我才完成了我的遷移，基本上把我從中國帶出來的一把根須埋到美國的冷土里，而且這片冷土，逐漸讓我感受到了溫度。

　　離開美國之后，我又到非洲。按理說，有了在美國的經歷，我對移民的體驗應該不再新鮮。但是，非洲對大部分人來說，都是一個比較遙遠的地方。到非洲以后，新的情況又出現了。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趨于原始的狀態。刀耕火種，我問非洲人說，你們怎么不用化肥啊？他們說買不起，而我們現在正是在擺脫化肥。為了吃上中國的青菜，我在院子里開荒。他們幫我買了兩大口袋化肥，用完第二天，菜地變成了一個焚尸場，所有的青菜都變成灰了。非洲人也不懂怎么用這個化肥，化肥對于他們來說，太貴了買不起。在物質極大豐富的美國，人們要吃綠色環保、不施化肥的東西。但是，到了非洲你發現，他們根本用不上化肥，買不起。我到美國很多觀念，到這邊又被洗牌了。

　　有一個非洲小姑娘到我們家做雜工。小姑娘的父親是一個酋長，他娶了十幾個老婆，但是奇怪的是，每個老婆都要干活賺錢養她爸爸。有一天，小姑娘要去銀行處理事。事先沒有告訴我，就把我的車給開跑了，讓我錯過了與別人的約會。我生氣地問她，你怎么可以私自把車開跑了？當時，她撲通一聲跪了下來，把我嚇了一跳。這種場面早就不可能發生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了。看到這種場景，讓我覺得歷史倒退回去好幾百年。在非洲的一些經歷，讓我對苦難有了一種切身感受。

　　在美國，作為知識分子、作家絕對不能發表不平等的、有偏見的言論。而我到了比中國還要落后很多年的非洲，就想起來要寫《第九個寡婦》。我之前一直想寫記憶中的災荒，但是沒有動筆。一到非洲，看到了許多抽象意義上的苦難，其實，這是一種需要人類共同面對和承擔的苦難，也讓我想到我們特定國情下的苦難。在非洲所居住的兩三年間，我完成了好幾部類似《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

　　后來，我們到了臺灣。我覺得，臺灣的中文和大陸的中文，有不少區別。看到臺灣的作家寫作還是很靠近傳統的中文。這樣的情況觸發了我，用傳統的中文寫作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當時，我寫作了《小姨多鶴》，寫了許多日本人的經歷。因為在臺灣，它不僅有中國人，還有日本人，我可以觀察、思考。在臺灣的日子，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對臺灣的影響。

　　我先生是外交官，我們不斷在世界各地行走穿梭。不過，不管到哪里，都不想待太長時間。時間一長，我就會失去質疑的清醒。現在，我是一種在任何主流社會里都不算主流人群的身份，它讓我保持著隨時提出質疑的清醒。在德國，我會思考，在中國和美國，我也會這樣。我永遠在對比之下，去了解當地的文化。在比較的位置上，你能更清楚地認識它、欣賞它，或者批評它。

　　一直到現在，我依然是處于自我放逐狀態之中的一個作家，對此，我非常滿足。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讓我失去清醒。在其他國家的生活經歷和感悟，會讓我主動思考中國情形，在對比中形成了我現在的寫作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