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現場互動

　　問：您筆下的很多女性都是有著比較隱忍或者善良性格，甚至，完全可以為男人犧牲自我。您是怎么設計這些角色的？

　　嚴歌苓：這些女性角色的設定和描寫，基本都是參照我的家族中的女性和我的生活經歷。我的奶奶是一位非常孱弱的女知識分子，在爺爺自殺以后，她扛起了整個家庭的大梁，還要照顧她的婆婆。我父親離家多年，我的母親也像我祖母一樣挑起生活的大梁，養育孩子，照顧她的婆婆。她們不是在表面上的重復，而是內心隱忍的表現。她們可以像男人一樣堅強，甚至比男人更堅強。她們對我的影響很多，很多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總會出現她們的影子。

　　問：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是怎么寫作技巧與講故事這種之間的平衡？

　　嚴歌苓：我一直非常注重小說的形式美，好的語言是好故事的第一步。同時應該有非常適合故事敘述的一種外在形式。我非常喜歡的一些小說，它們從形式上來說都是非常獨到，有利于故事的敘述。

　　現在，我仍舊沒有放棄我對小說形式的追求。比如，《老師好美》需要一個特殊的形式，就是誰也不知道其他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用三個主觀視角來敘述。形式是小說創作的藝術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問：您寫的《女房東》靈感是源于現實生活的場景。怎么能把一個場景衍生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呢？

　　嚴歌苓：寫作時，我特意讓自己放松一點，寫作前，并不會規劃特定的故事情節。像《女房東》這個故事我都不知道他會把女房東的睡衣偷來，藏在哪兒，發現什么，是我寫到后來才萌生的想法。我記得在美國學小說寫作的時候，老師最多重復的就是“讓它發生”。有時候，從一個故事點會衍生出很多細節，我通常邊寫邊發現，很多情節都會自然而然地出現。

　　問：關于《小姨多鶴》的問題，多鶴很年輕的時候就融入中國社會，為什么在小說后半段，她還保留了民族性，你是刻意保留的嗎？

　　嚴歌苓：十六七歲的多鶴來到中國。從整個的故事敘述下來，她一直以自己民族特點為驕傲，她希望能夠生出她的親人，實際上，她不是一個會完全臣服中國家庭的異族女人。

　　問：你長期從事小說寫作還是影視寫作？從寫作技巧上來說，怎么面對純文學寫作和影像寫作的差距？

　　嚴歌苓：兩者最大的差異是文學可以描寫那些不可言說的東西，比如人物內心的活動，而影像只能展現出表面的東西。文學和影像寫作都需要好的人物設計和非常精彩的語言。對話描寫是小說寫作的一部分，比如《紅樓夢》里的對話就包含著人物性格特色。好萊塢的經典劇作也是這樣。所有的對話都能推動故事的發展，行動。一些經典的電影劇本實際上是非常好的文學作品。

　　(本報記者陳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