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暗箱操作，少數人或個別人說了算……少數領導干部說一套做一套，臺上高調反腐敗，臺下帶頭搞腐敗。有的基層干部只辦‘三件事’——一是有利可圖的事，二是自家和親戚朋友的事，三是拿了人家好處的事。心想歪了，經也念歪了。塌方式腐敗嚴重破壞社會公平正義，破壞政治紀律規矩。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是當地政治生態污染之源。”

　　今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蔡玲的《治理塌方式腐敗重構政治生態》的大會發言贏得了多次熱烈掌聲，引起委員們共鳴。脫口而出卻針砭時弊、語言樸實但充滿力量，蔡玲也因此被網民親切地稱為“犀利姐”。

　　“犀利姐”其實很溫和，坐在北京長安街旁的會議房間里，蔡玲語調柔和、條理清晰地向記者講述自己從求學到任教，從政府部門工作再到黨派中央任職，從武漢市人大代表到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過程，談吐間透露出多年深耕基層廣泛調研積淀的自信，也展現出一位黨外知識分子為國進言、履職為民的情懷。

　　求學經歷與改革開放的進程密切相關

　　“從16歲上大學開始，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我的老本行，我的求學經歷也與改革開放的進程密切相關。”1984年，蔡玲從安徽大學畢業前夕，主動選擇到大別山老區農村去實習，在那生活了一個多月，調研農村人口與經濟發展情況。“當時安徽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開展得如火如荼，到農村去，能充分接觸基層實際，真正了解什么是農村改革，這也是我學習和開展調查研究的第一課。”

　　與老鄉們拉家常談心，蔡玲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具體實踐有了切身的直觀認識，農民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熱情歡迎也給了她很多啟迪。蔡玲順利完成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初探聯產承包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看具有前瞻性。“我的指導老師對這篇論文很滿意，只是把‘剩余’改成了‘富余’———當時用‘富余’更合適。”

　　大學畢業后，蔡玲成為中共巢湖地委講師團的干部，書本上學來的經濟學知識結合從老鄉那里學來的實踐經驗，一邊調研、一邊宣講，讓這個20歲的年輕人講起話來底氣十足、頭頭是道。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突破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11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在安徽省巢湖市聯合召開了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討論會。當時，蔡玲被抽調到為大會服務的工作組材料小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新發展，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新藍本。學習了這個重要決定，蔡玲也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回到校園，攻讀碩士研究生，“以前學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知識主要是講計劃經濟的，我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知之甚少，需要深造補充知識。”蔡玲回憶起當年選擇政治經濟學專業讀研的初衷，一腔青春熱血，渴望為中國改革盡自己的一份力量。1985年，蔡玲考取中南財經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后于1987年赴南開大學進修國際經濟學，系統學習掌握商品經濟理論。1988年碩士論文是二元經濟結構轉型研究。畢業后在中南財經大學任教。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成就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時，蔡玲再次選擇要深入學習研究新時期中國政治經濟學。

　　“當時市場經濟一提出來，我又一次感覺到了知識匱乏，于是再次選擇政治經濟學專業攻讀博士。”1993年蔡玲考取中南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1994年赴武漢大學進修西方經濟學博士生課程。1996年博士畢業論文是中國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的戰略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1月蔡玲通過考試選拔，1998年公派到荷蘭提爾堡大學研修市場經濟學。1999年出版國際金融合譯著作《管制、放松與重新管制》。2000年出版專著《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地區經濟合作協調機制研究》。多所高校的聯袂培養和跨學科的綜合學習，為蔡玲成為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每一次求學經歷都契合著中國經濟的重大轉折。對我而言，要特別感謝改革開放這個偉大時代。”蔡玲說。

　　從三尺講臺講到最高議政平臺

　　豐富的求學經歷為蔡玲勝任不同崗位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尺講臺，一站就是十幾年。蔡玲傾盡所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她的課講得豐富而生動，《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國際經濟合作》等，普遍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并走出校門，先后給地方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和企事業單位做了100余場政治經濟專題講座，在研究和宣講的過程中，進一步鍛煉講演口才。在高校工作期間，她還注重實際調研工作，主持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長江流域對外合作開發戰略研究、地方“五年規劃”等課題研究，積極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出謀劃策。2002年她擔任WTO與湖北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心創辦《省情調查與分析》內刊，帶領團隊積極探究WTO與地方經濟發展對策，組織并撰寫系列地方經濟發展調研報告報送省委、省政府參閱，得到省領導的批示和有關部門的落實。

　　“如今中共中央提出了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等國家發展戰略，我感覺自己發揮專長的時機又一次到來了。”蔡玲說。

　　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讓蔡玲的視野更寬、思路更廣，事業發展的路也更加豐富起來。2001年她參加湖北省公選廳級領導干部，走出校門成為行政官員，擔任湖北省物價局副局長；2007年調往民建中央調研部，先后任副部長、部長。

　　與此同時，蔡玲的社會身份也逐漸在變化，武漢市人大代表、武漢市歐美同學會常務理事、民建湖北省委兼職副主委等工作的歷練，讓她對參政議政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感悟。2003年，蔡玲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至今已是連任三屆、歷時12年，履職經驗十分豐富的“老委員”。

　　蔡玲為社會廣泛熟知，還是十二屆政協以來她在全國政協大會上做了兩次精彩的脫稿發言，一次是十二屆一次會議上講《如何避免“八項規定”一陣風》，另一次就是本文開頭提及的《治理塌方式腐敗重構政治生態》。兩次發言都贏得了包括中央領導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白巖松這樣評價蔡玲的大會發言———“像個驕傲的學生一樣在背誦自己得意的作文，既輕松又發人深省”。

　　“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臺上發言，事先必然要做足充分準備。經過反復推敲修改，發言稿內容爛熟在心，呼之欲出，講的又都是自己的心里話，因此脫稿講反而能更自如些。”在萬眾矚目的人民大會堂她講得思路清楚、揮灑自如、氣定神閑、語言鏗鏘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