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反壟斷調查人員:出發前聽貝多芬交響樂壯行

　　據新華社客戶端報道，有人說中國已成為繼歐盟、美國之后的反壟斷第三專區。質疑者說我們外行，但真正的內行從來不這么認為。

　　對美國高通公司的60億元人民幣罰款，是許昆林在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局長任上開出的最后一張罰單，也是中國反壟斷機關迄今開出的最大一筆罰款。

　　2015年2月第一周，高通公司宣布，已同意支付 60.88 億元人民幣 (約合 9.75 億美元) 罰款，為期 14 個月的反壟斷調查至此結束。該公司聲明稱，不會挑戰這一決定，不會進一步上訴，并將加大在華投資。

　　這是高通公司在全球真正認賬的第一張反壟斷罰單。

　　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許昆林已轉任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多時，此文刊發時，他同時兼任固定資產投資司司長。

　　1965年生于福建永春的許昆林，于上世紀80年代起先后在國家物價局、原國家計委從事價格監督管理工作。

　　自2009年12月起，他以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司司長身份負責反壟斷調查工作，2011年下半年直接參與促成了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的成立并出任首任局長，至2015年2月底卸任。

　　這位被西方媒體評價為“作風強硬”的執法者，先后主持了韓國三星等企業液晶面板價格壟斷案、上海黃鉑金飾品價格壟斷案、奶粉價格壟斷案等重大反壟斷案件的調查處理。

　　其中高通案被有些觀察者視作世界反壟斷格局變化的開始：歐美不但開始追隨中國的步伐啟動對高通的調查，在知識產權與反壟斷的規則制定方面，也開始與中國執法機構交流。

　　高通案的波折

　　《瞭望東方周刊》：高通案歷時14個月的查辦期間，執法者遭遇過哪些壓力？

　　許昆林：看壓力不能看時間長短，要看需要交換意見的過程。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與高通溝通了28輪，其中我和高通總裁就溝通了8輪。

　　第一輪溝通時，他帶了6位副總裁來介紹他們的經營模式，主要就是說明和辯解。我們也作了充分準備，提出了多方面的問題，包括基本情況事實、證據、存在的沖突，以及怎樣才是合理的。

　　這一輪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結束時我對他們說，不必當場回答，可以帶回總部作充分準備后再來交流。

　　第二輪他帶了8位副總裁，表示在一些小的方面愿意整改，但關鍵之處不認為有違法問題。對此我們不能接受，因為我們掌握了大量事實證據。當然，我們的立場是可以充分討論和辯論。

　　這時他們給了我一份報告，還特意提醒我要閱讀社科院研究員兼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張昕竹寫的一篇報告。

　　但是對照《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工作規則》第三章工作紀律，張昕竹存在嚴重違反紀律的問題，我們立即向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書面報告。

　　專家組找張昕竹談，他很強硬。我們覺得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就向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負責人報告。一種計劃是在換屆時換掉張昕竹，那時還差幾個月，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想等，必須維護紀律。

　　《瞭望東方周刊》：2014年10月9日起你兼任價格司司長，高通總裁還祝賀你履新。這一天的談判是不是仍然很艱難？

　　許昆林：這次談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沒有任何新進展，不是很愉快。

　　這種交談是很艱難的，其實我們很能理解，換位思考、從企業的角度是想堅守。但從我們的角度，是想讓他們整改更徹底。這樣直到第八輪，他們才接受處罰。

　　這個案子調查一年多，我們占有時間上的主動。對于企業來講，前景不穩定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并且我們調查到一定階段就可以直接下結論。高通總裁對我們也是口服心服。

　　《瞭望東方周刊》：如今回顧這起案件，你有何感受？

　　許昆林：中國的反壟斷還只是起步階段，我們缺經驗、缺人才。

　　而高通的案子在反壟斷里也是高端的，涉及濫用知識產權。濫用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尺度很難把握，在全世界都沒有多少案例。另一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也是非常復雜的。

　　高通公司在歐盟、日本、韓國都曾遭到查處，但沒有服過任何官司，沒有接受任何處罰。

　　《瞭望東方周刊》：他們的游說能力也特別強，甚至發動了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

　　許昆林：這些都是我們預料到的，所以我當時對高通總裁說，可以等你所有的辦法、手段窮盡后再談。當然，我們互相尊重，換位思考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