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變了，衛生計生工作跟得上嗎？

　　今年51歲的劉巧云是位干了近30年的“老計生”，作為江西省九江市彭澤縣計生服務站站長，她對計生工作最忙碌的那些年記憶猶新：“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段時間是計劃生育工作抓得最緊的時候。當時隊伍浩浩蕩蕩，十幾個人一起去動員生育了二孩的婦女結扎。”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認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目標已由控制人口增長為主轉向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計劃生育工作需順應新形勢，加快推進職能轉變，同步提升管理和服務能力。

　　基層衛生計生機構已經逐漸開始了角色轉變。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威遠鎮衛生院副院長劉淑娟說：“威遠鎮是縣城所在地，共有7萬人口，尤其是大量在外務工的流動人口，他們的一系列婚育證明都繞不開威遠鎮衛生院。現在衛生計生工作整合了，衛生院代替威遠鎮人民政府辦理計生相關行政工作，包括65歲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公共衛生等。”

　　而“普遍兩孩”政策的實施，讓很多35歲以上的女性有機會再次懷孕生子，這也給我國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帶來挑戰。以北京市為例，從單獨二孩的年齡結構來看，36歲到49歲的高齡產婦約占17%，去年三級助產機構的高位孕產婦所占比例達到45.6%，高齡產婦越來越多，對孕產婦的安全管理也造成了比較大的壓力。

　　我國是出生缺陷的高發國家，全國每年新增出生缺陷90萬例，其中出生時臨床明顯可見的出生缺陷有25萬例左右，出生缺陷總發生率是5.6%。出生缺陷已經成為我國嬰兒死亡和傷殘的重要原因，也是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劉巧云說，孕前一級預防在減少缺陷兒出生方面成效明顯，但仍有部分孕產婦因為遺傳、個體差異等原因，導致農村地區的缺陷兒遠遠超過城市。

　　2014年，彭澤縣上報的缺陷兒有6個，2015年已經有7個。

　　“一個缺陷兒，影響數代人。”劉巧云告訴記者，如今在城市已經極為普遍的二維或四維B超產前診斷，受經濟條件限制，在農村依然比較少見。

　　孩子多了，公共服務能“齊步走”嗎？

　　為了上班方便，西安市民李琳把家安頓在城市遠郊一片新建住宅小區中。在這套80多平方米二居室里，李琳夫婦住一間，兩歲多的兒子和外婆住一間。

　　孩子快到入托的年紀了，李琳這才留意到很難在周邊找到合適的幼兒園。李琳說：“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幼兒園，名額有限，得托熟人才能報上名。且不說收費要比公辦幼兒園高出許多，吃住條件也不太令人滿意。”

　　聽聞全面放開兩孩政策，李琳思忖一下說：“再等等吧，過幾年經濟條件好了換套大點兒的房子，孩子入托上學方便了再考慮。”

　　“要不要再生一個？”每個家庭如何選擇，不僅取決于國家政策，還要看上學、看病、社保等公共服務條件是否能夠支撐，而上學難、看病貴等一系列多年痼疾至今仍困擾著不少地方。

　　在北京，2014年全市分娩量為24.9萬，三級甲等助產機構一床難求。在陜西，由于缺少省級的兒童醫院，西安市兒童醫院長期以來承擔著全省乃至周邊省市兒童的醫療保健任務。

　　延安市寶塔區柳林鎮中心小學有27個班，1600多名學生，其中80%都是留守兒童或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記者在這里看到，有不少班級都是擠滿了六七十個孩子的“超級大班”，到了課間休息時間，由于場地有限，只能有一部分孩子在操場上玩耍。

　　副校長何新軍說，這幾年新入學兒童數量有增加的趨勢，隨著生育政策調整，學生數量還會不斷增加。“教學和戶外活動空間已經沒有余地，孩子多了，怎么給這些留守兒童及流動兒童足夠的關愛和幫助，也是我們的新課題。”

　　從另一個方面看，對婦女權益的保障應進一步提高。在南昌一家媒體工作的陳詩蕾擔心，全面兩孩后，因獨生子女而獎勵的3個月產假會取消。可是多生一個孩子，婦女的負擔會更重，工作會更受影響。

　　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說：“下一步要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做好政策的銜接。要加強生殖健康、婦幼健康、托兒所幼兒園等公共服務的供給。要幫助有特殊困難的計劃生育家庭，要便民、利民，做好服務工作，把這件惠民生、利長遠、合民心、順民意的好事辦好。”(新華社 記者楊一苗 張樂 高皓亮 王大千、李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