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時代,有人在猶豫生還是不生時,有些企業職工卻只能在“企業規定的時間表內”生。“就給你半年時間懷孕,這期間懷不上的,只能再按照計劃表重新排隊。”對于長春一企業制定二孩生育時間表的消息,在濟寧一銀行支行工作的劉倩同樣感受頗深。（1月6日《齊魯壹點》）

懷孕竟然還要排隊，即便是在大包干的計劃經濟時代，從生到死的包攬中，恐怕也沒有懷孕排隊”的統一安排，在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居然還有如此安排，可謂奇葩。從個體來說，確實有懷孕做計劃一說，但這也只是局限于身體調適方面，而這個以單位之名下發的二孩生育時間表，顯然是對個人懷孕計劃的悍然干涉，從生理科學上講，即便是做出了生育計劃”，誰又能保證這懷孕一定可以依計行事”呢？誰能保證不發生任何意外情況呢？

一個讓人唏噓的事實是，根據媒體的梳理，如此奇葩的規定竟然由來已久,在醫院、教師、導游等女職工比例較高的單位,“按計劃”生育仍是一項潛規則。如今在二胎政策的沖擊下，單位的經營、工作壓力更加緊張，如此“潛規則”大有大行其道之勢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性別歧視。

事實上，作為一項公民的基本權利——生育權，這本身就不應受到任何人和單位的干涉。如今，按照用人單位的要求，不僅要求生育要有計劃， 連懷孕都必須做到萬無一失，顯然是對這一權利的破壞。而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更是明確規定任何單位不得侵犯婦女生育自由的權利，在勞動聘用合同或服務協議中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

為什么會有這么奇葩的安排，根據企業的說法——女性占了半邊天，如此安排也是無奈之舉。換句話說，所謂的加強生育管理，只是為了工作需要。作為一家生產經營機構，注重經濟效益和成本控制，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以犧牲職工的生育權”為代價，從一開始便失去了合法性基礎，并因此失去了職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便是會因此收到再好的效果，又有什么意義呢？一個缺乏人性關懷，缺乏人情味的企業，又如何談更好的發展呢？從根本上說，排隊懷孕，是用人工具化邏輯下的怪胎，沒有把每個職工當成一個個生動而具體的人，而是流水線上的勞動工具。

潛規則的長期存在，以及荒誕的屢屢上演，說明在利益的驅動下，“懷孕排隊”已然成為一些企事業單位規避成本的“路徑依賴”，而希冀所有的用人單位富有人性關懷、充滿人情味，依然不現實。在輿論壓力之下，用人單位即便能夠做出小范圍的改變，恐怕仍然不能徹底改變現狀。相反，在不對等的利益博弈之下，還可能發生加劇性別歧視的情況，比如對女性就業的持續偏見。

如何讓排隊懷孕的荒誕不再出現，以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恐怕關鍵還在于相關法律權威的重塑以及職工話語權的重建。用人單位在對法律敬畏之下恪守自己的行為邊界，而職工則能在對等的話語權中合法合理地保護自己的權益。（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