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赤字率由去年的2.4%，提高到了3%，擬安排財政赤字規模2.18萬億元，創歷史新高。針對今年財政政策的取向問題，3月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能發揮更好作用。

在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不穩定、不確定等背景下，更積極地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對穩增長和推動供給側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鑒于前期刺激所帶來的問題尚處于消化過程，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多少有些一朝被蛇咬的謹慎，這使得如何掌好舵、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變得尤為關鍵。

近年來國內信用創造呈現增速邊際遞減趨勢，這既與產能過剩和債務緊縮的境況有關，又與財政政策的相對謹慎有關，即信用周期，既需要“信”又需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為市場提供了“信”的資源，但貨幣政策之于信用和經濟周期，如同繩子只能推不能拉，因此缺乏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持，單憑寬松貨幣政策放水，對穩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同是一塘死水。

要用好積極財政政策，存在積極主動與消極主動的方向抉擇問題。2008年的巨額經濟刺激計劃，采取的是政府積極主動負債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通過負債增加資產的方式，既加速了信用創造又擴展了國有資產規模，如留下了很多優質資產。不過，也帶來了全局性的產能過剩問題，加劇了債務緊縮和不良資產反彈風險。

事實上，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的謹慎，實際就是對政府主動負債投資政策的擔憂，因為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高負債、產能過剩，映射政府不一定比市場主體更具有更多的決策數據，形成足信的決策模型，保障主動負債型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