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語境下，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介入，想方設法降低相關藥品的價格在當下已成必須。而衛計委主任李斌透露的通過“國家談判”力爭降低專利藥、進口藥價格的消息，無疑給了許多重病患者以生活的希望與信心。

專利藥、進口藥之所以在我國出現“天價”，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國實行嚴格的專利保護政策，導致國內沒有類似的仿制藥；再者，在市場準入時，缺少必要的制約，也就是缺少國家在價格層面的談判，任由帶有壟斷性質的高價專利藥進入到我國市場，最后也導致價格居高不下。繼而，在專利進口藥的“天價”現實面前，我國絕大多數地方的醫保目錄，也是懼于將這些藥列入的。

重啟對專利藥、進口藥的“國家談判”，以市場許可換取藥品降價，是對進口藥品及其他商品實施價格管控的必要之舉，也會實現“多贏”。一方面，這能直接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的吃藥成本，降低他們的生活負擔以及因病返貧的速度或幾率，同時，無論是全國范圍內統籌的大病醫保，還是各地方列入醫保的藥品目錄，才會考慮把這些專利藥、進口藥列入，才能進一步提高整個社會的醫保福利。另一方面，只有價格降低了，進口藥、專利藥才可能迎來更多受眾，擁有更大市場。

“國家談判”是政府部門面對民生難題“該出手時要出手”的體現。通過“國家談判”降低一些進口藥品的價格，是政府責任之所在，是民眾和患者期盼之所在。而且，對于一些昂貴的專利藥，許多歐美國家也都是通過和跨國藥企進行“國家談判”的方式，壓低了價格。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國家的談判經驗，可以學習借鑒。

衛計委進行“國家談判”，是責任的歸位。而其他各個部委，都需要站在自身的職責分工范圍內，在相關產品和服務的準入與準出的各個方面，有所作為或有所不為。民生問題無小事，在“地球村”里，解決好民生問題，從來不是解決好對內問題就可以了。如果民生問題涉及到跨國公司或與其他國家政府部門的溝通協調，站在民生角度及時啟動“國家談判”就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