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的愛教育，是位大慈善家。你一定要好好采訪他，挖掘他心里的東西。”北京會議中心9號樓大廳，看到記者在采訪，全國政協委員郝際平上前寒暄幾句后，一臉認真地說道。

郝際平口中“一定要好好采訪”的人叫許景期，全國政協委員、閩南理工學院的創辦人、董事長。在兩位委員的聊天中，記者聽到這樣一段話：“當初那些公司如果沒賣了辦學校，中國的富人排行榜里肯定有你的名字。”在許景期斷斷續續的講述中，記者慢慢了解了這位別人眼中教育慈善家的人生軌跡。

許景期，全國政協委員，閩南理工學院的創辦人、董事長，華景集團董事長。

出生在閩南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許景期，小時候算得上學霸，初二時卻因“文革”輟學當起了采石工學徒。1980年，29歲的他嗅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商機，只身帶著家鄉特色小五金進京當起推銷員，先后創立10家企業。1997年，他與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長春理工大學前身）合作創辦長興工業學校，為此，他賣掉了香港的別墅、內地的一座加油站、一塊看漲的地皮，籌措了1000多萬元作為最初的辦學經費。之后，除了給兄弟留下一個，他陸續將企業變賣，投資將學校從中專升格到大專、本科，后正式更名為閩南理工學院。18年辦學，許景期共投入約16億元。

一位企業家，為什么放著舒適的生活不過、大把的錢不賺，轉身去辦大學？沒有基礎、沒有人脈，怎么打造民辦理工高校品牌？只有初中學歷，又該怎么管理一所萬人的學校？面對這些看似過不去的坎，許景期的回答是兩個字：用情。

懷著鄉情辦學校

在閩南有條不成文的規矩：教育孩子一定要愛國愛鄉、“光宗耀祖”，有機會就一定要做一番大事業，一代代傳承下去，讓家鄉興達。這并非單指賺大錢，也指做對社會有利的事，用許景期的話來說就是“人活一世，要留個好名聲”。這也是為什么，在北京干得好好的他，拿著3億元現金回鄉創業。不過，他深知，做實業能為國家和地方貢獻稅收、為社會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但影響力有限，除非是做到像李嘉誠、比爾·蓋茨這樣的高度。“做教育就不一樣，一代傳承一代，以點擴面。”辦一所民辦高校，讓家鄉更多的企業和孩子受惠，便是許景期“光宗耀祖”的新事業。

為啥選擇了最難辦的大學？這源于許景期兩次真實的經歷。

1993年9月底，許景期跟隨香港企業家考察團到日本考察，那是他第一次出國。過海關時，看到一個通道人比較少，他直奔那兒，結果安檢員拿過護照一看，啪的一下，生氣地將護照扔回許景期手里，手往旁邊一指，很生氣地說了一堆他聽不懂的話。“我猜，他應該是讓我走旁邊的通道。”就在許景期轉身要走時，幾個白皮膚、高個子的人走過來，安檢員恭敬地彎腰、讓開。這種境遇讓許景期很感慨，“母親強壯了，海外游子才能被尊重，這靠的就是高素質的人才。”

當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福建民營企業受到較大沖擊，倒閉數量在20%以上。“一是大家都是產業密集型企業，競爭力不強；二是管理粗放，沒有實現規模化。”可日本卻損失很小，原因是他們有高科技技術，高級工程師也大都來自早稻田大學等名校。這更堅定了許景期辦學的決心。“高素質人才是企業發展的第一要素，只有將適宜人才轉換為生產力，研制出高科技產品，才能增加企業抵抗風險的能力。而企業良性運轉，才能正常納稅，為國家提供繼續扶持教育的資金。”

對教育的執著贏來合作機會

沒有師資，沒有生源，而且理工類高校需要花費高額投入在實驗設備上，作為一個外行人，無論哪一點對許景期而言，都是難以跨越的阻礙。怎么辦？企業家出身的他選擇走校企合作的辦學路子：辦教育一定要高起點、請懂行的人、做專業的事。“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就是上世紀70年代初一批企業家參與創建的香港技工學校。盡管大家起家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但他們明白：企業的長久發展，教育是后盾和支撐，校企要合作。”

上世紀80年代末，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福建省的理工科近于荒漠。考慮到當地經濟、教育實際，許景期決定創辦一所以工科見長的技術型學校。有人向他推薦了長春理工大學，一所以光電技術為特色的國家重點高校。

一所民企要與一所重點高校合作辦學？許景期這一想法，最初并不被對方重視和理解，就連朋友也勸他放棄，“當時還沒有類似的先例，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決體制問題”。可是，許景期是那種“不撞南墻不回頭”的人。學歷不高、不會說那么多高深的教育理論，再加上濃重的鄉音，談判的艱辛可想而知，可他愣是憑著一腔熱情和誠意打動了對方。兒子回憶，父親曾先后9次北上，有一次是臘月二十六，還發著39℃的高燒。

多次商談推敲，對方終于派出考察團，到福建石獅對許景期的興達集團的經濟實力進行考察論證。而這也讓他正式走上了變賣企業辦學的道路，再沒回過頭。

1997年9月，雙方簽訂建立產、學、研聯合體的協議，引進對方人才，在石獅建立科技園區，組建科技成果中試基地和產品生產基地。合作分為三個步驟：創辦中、高等院校，培養儲備人才———開展科學研究，進行中試———開發科技產品，轉化為生產力。這算是開了當地“校企合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