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與處于市中心的特色小鎮截然不同的是，“外來人口、流動性人口多，高端專業人才少”的人口結構失調現象，是諸多縣級市在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發展中面臨的窘境，同時還伴隨著戶籍、公共服務不均等化等問題。

溫州市蒼南縣委書記黃壽龍對此深有體會，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半城市化”。“因為向往城市生活，農民朋友來到了城市，但他們的下一代解決不了戶口，所以又不能留在當地，于是來回奔波，這就產生了被‘擱在路上’的現象——留下不安心，回家不甘心。”正因如此，黃壽龍表示，國家大力推進小城鎮的路子是符合當下國情的，“小城鎮的發展堅持以人為本，所以能有效解決這個現象問題，為這些人在中間找一個地方住下來，就地城鎮化，讓大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住下來。”

紹興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車曉端在座談會交流中表示，在小城鎮的扶持政策上，不必拘泥于行政建制或者行政級別的固有模式，完全可以從有利于促進地方發展的角度出發，為縣、鎮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和政策支持。“統籌城鄉一體化，不能硬件上去了，軟件跟不上。比如：加大對農村養老政策的傾斜，鄉鎮醫療衛生資源豐富，但養老服務方面很欠缺，醫養結合的扶持力度和理念遠遠不夠。實現城鄉統籌不僅僅是經濟的發達，更重要的是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車曉端說，城市的發展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解決老百姓的公共服務，讓老百姓過得好。

創新體制改革，破解“成長的煩惱”

相對于已經成熟運轉的大城市群而言，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看上去像是一個道阻且長的新命題，如同培養一個新生兒，孩子越長越大，身上的衣服卻越來越小，這顯然不利于健康發展。表現在城鎮化發展道路上，則是一系列行政管理體制不適應城市發展需求的問題。

在調研中了解到，試點鎮在由“鎮”向“城”轉型中依然面臨較多的制度限制，例如，財政結算制度、統籌協調權、人事任免權、規劃管理權等等。由于國家撤鎮設市的標準尚未出臺，許多小城鎮即使規模和經濟水平各方面都達到全國中等縣級市水平，也依然面臨制度瓶頸。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就是如此。

政府做規劃、農民自費建城，不花國家一分錢———這座被譽為“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的龍港鎮，從1984年建鎮之初的8000多人，已經發展到如今的44萬人左右，全鎮實現生產總值226.9億元，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9780元，實力已相當于國內中等縣的水平。2014年12月29日，國務院確定龍港為全國僅有的兩個鎮級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之一，開始了探索建立職能分工合理、行政層級優化、管理機構精簡、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公共服務改善、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型設市模式。雖然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初衷目標還未達到，“成長的煩惱”仍舊存在。

“中國的小城市建設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刻。”有著多年基層工作經驗的蒼南縣委書記黃壽龍表示，國家制定深入推進發展小城市是立足國情，符合中國實際的戰略舉措。他說，特大城市的弊端已經初露端倪，大量發展培育小城市是必然之路。目前來看，發展小城鎮有三條路：一條路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強鎮擴權，但弊端已經顯現，很多根本性的行政管理權并未得到解決；第二條路是區劃調整，但形式簡單，并且容易存在“后遺癥”；第三條路，就是用一種全新的、科學的方法打造小城市，這就意味著小城鎮面臨脫胎換骨，徹底改變。例如，賦予地方更多的先行先試權，允許小城市承擔一些管理職能，在產業、教育、衛生、文化、交通、生態六大領域發揮當地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國家既然以龍港鎮為試點，那就要敢于接受挑戰，力爭研究出一個‘龍港模式’在全國推廣。”談到對未來龍港鎮的發展設想，黃壽龍表示。

對此，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陳亞軍很贊賞這種大膽嘗試的做法。“試點，就是要先行先試，敢于突破條條框框。”陳亞軍認為，在改革創新的同時，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顯得很有必要，這可以讓試點地方有所作為、敢于作為。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思考，大家記錄本上已經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此次調研的收獲。每個人都拿到了厚厚的材料，那是浙江省在多年來培育中小城市建設中積累的精華。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抑制不住臉上的興奮表情，高興地說：“這次調研不虛此行，收獲太大了！很多創新的模式、點子都給了我們啟發，這也為接下來民建中央進一步推進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探索工作提供了大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