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必要將行政機關負責人是否出庭應訴與是否尊重法院、是否有法治意識等畫上等號，更沒有必要機械地要求所有行政案件都強調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

日前，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的一樁“民告官”案件中，貴州省副省長陳鳴明作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這是全國首例副省長出庭應訴的行政案件。對此，各方好評如潮，紛紛“點贊”。

副省長能夠主動出庭應訴，當然應予肯定。從形式上來講，這進一步彰顯了行政訴訟中“官民平等”的理念，也減少了行政訴訟中“告官不見官”的質疑。不過，如何看待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如何更科學地落實“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的規定，值得進一步思考。

法院開庭審理案件的核心目的，當然是查明案件事實。因此，參加庭審的，原則上應當是有利害關系的，而且是有助于幫助法庭查明事實的人。對于一個具體的行政訴訟案件，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委派直接參與案件處理和事實調查的人出庭，自然是最容易達到法院開庭的意圖。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并非行政級別高的人對案件事實了解的最清楚。有些時候恰恰相反，一線執法人員可能是最了解案情的、最能把相關證據說清楚。

無法忽視的是，在許多時候，行政的科層制容易讓決策權和調查權割裂。比如一個市長依法簽署了一份行政復議決定，但是，他本人可能并未直接參與行政復議案件的審查。全程直接參與行政復議案件審查的，可能就是市政府法制辦的兩名普通工作人員，他們在充分聽取行政復議申請人、被申請人意見并進行了大量調查基礎上形成了初步的案件處理意見。而案件處理意見在報他們主管處長審批后，由處長提請法制辦公室分管副主任審核；法制辦公室分管副主任審核后再由主任簽發報市政府主管市長；最終，主管市長審核后再報請市長簽發最后的行政復議決定書。

當然，我們不排除市長、主管市長在簽發前也會專門對該案件進行認真調查處理，但有些情況下，他們也確實難以做到處處周全。如果當事人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案件又訴至法院，能夠對復議決定書說清楚的，自然是全程參與的市政府法制辦公室的那兩名普通工作人員，市長出庭可能表明一種態度，但如果法官向市長發問，他能夠解釋清楚案件事實嗎？是值得懷疑的！現實中，由于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案件反而沒能調查清楚，以至于不得不再次開庭調查。

隨著立案登記制改革和民眾法治意識的提升，在一段時間里，行政訴訟案件大幅增長是一個趨勢。以前一個縣每年可能只有十幾起行政訴訟，今后可能會達上百起甚至更多。以前，行政復議機關維持了行政處理決定后，在行政訴訟階段并不作為被告，現在不管他作出了什么決定，都要作為被告，很多地方又在推行“相對集中復議權改革”，將原來分散在各部門的行政復議權力集中到一個部門行使。

有的地級市市政府每年辦理的行政復議案件已達近千件，而且案件還有集中于某幾個領域的規律，比如公安、土地、建設等領域。如果在行政訴訟中要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在實踐操作中實際上也難以做到。因此，對于行政訴訟案件，行政機關應當履行出庭應訴義務，對于是否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如果法庭認為某一案件必須由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才能查清案件事實，那么，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履行出庭義務。

長期以來，在一些地方，確實存在“告官不見官”現象。有的行政機關被訴至法院后，不僅不派工作人員出庭，甚至連律師也不委托。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這種現象必須要堅決避免。不僅要出庭應訴，而且一定要派熟悉案情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這點應當作為行政機關的義務反復強調，如果行政首長對案情最了解，也必須履行出庭應訴義務。

對于拒不執行法院生效判決的，還要堅決依法追究責任。但是，也確實沒有必要將行政機關負責人是否出庭應訴與是否尊重法院、是否有法治意識等畫上等號，更沒有必要機械地要求所有行政案件都強調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不過，對法院的判決和裁定等，行政機關負責人則有義務作為第一責任人，督促有關部門和人員認真執行。這一點，恰恰最能體現行政機關和首長的法治意識和對司法的尊重程度，比是否出庭應訴更有實際意義。

□朱恒順（人大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