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墓

漢墓分布很廣，數量巨大，除西藏、臺灣以外，全國各省區都有發現。分布比較密集的地方是兩漢的都城和當時郡縣所在地。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約在萬座以上。主要是統治階級的墓，其中屬于諸侯王一級的有20多座，列侯一級的約80座。

除繼承戰國以后在墓上堆筑墳丘的做法外，貴族官僚墓還在墳丘四周用夯土筑造圍墻以為塋域。東漢時期興起在墓前立墓碑、建祠堂、置墓闕，闕前辟神道。神道兩側還列置人物和動物的立雕石像。

從構筑分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地面挖出長方形豎穴土坑作為墓室，稱土坑墓；再在坑底用木板構筑木壁墓室，稱木槨墓；用空心磚或小磚或石板（塊）砌筑墓室，則分別稱為空心磚墓、磚室墓、石室墓。一種是在豎穴土坑底部的一端或一側掏出橫穴作為墓室，稱土洞墓或洞室墓。另有在山上鑿洞建造的，稱作崖墓。空心磚墓和磚室墓有的也在土洞中砌筑。在許多大型磚室和石室墓中，還流行彩繪壁畫為裝飾，稱壁畫墓。在石室墓壁上雕刻各種畫像的，稱畫像石墓。在磚室墓中另嵌入一種模印畫像的磚，稱畫像磚墓。

諸侯王墓的構筑方法與一般漢墓大體相同，但更為復雜。豎穴土坑的，有多層棺槨，棺槨外設黃腸題湊，例如北京大葆臺漢墓，長沙咸家湖漢墓。鑿山為墓的，布置多側室，多耳室、例如滿城漢墓和曲阜九龍山漢墓。有的還采用豎穴和鑿洞相結合的做法，例如廣州南越王墓和徐州北洞山漢墓。北洞山漢墓的主體建筑是采用開鑿山洞的方法，而府庫倉廚等附屬建筑則采用開鑿豎穴石坑、再行砌建的方法，這與南越王墓的建筑形式基本相同。

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磚墓和磚室墓通常只用木棺；木槨墓大都一棺一槨，諸侯王、列侯使用雙層或多層棺槨。一般地說，西漢前期流行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磚墓、木槨墓，單人葬；西漢后期出現石室墓、磚室墓、壁畫墓，開始流行夫妻合葬。到了東漢，磚室墓普及全國各地，畫像石墓、畫像磚墓和崖墓也在山東、四川等地廣泛流行，并流行家族幾代合葬。不論單葬合葬，死者都是仰身直肢葬式。

漢墓因身份貴賤、家資貧富而有很大差別。西漢前期，貴族官僚大都把死人當作活人看待，將生人所用的車馬、金銀珠玉佩飾、絲織衣物、銅漆器皿、食品、錢幣等葬入墓中；將房屋、田地、武士、奴仆和牲畜等制成模型和偶像隨葬。一般漢墓也有數量不等的銅、陶生活用具。西漢中期以后，陶質明器增多，時代愈晚，明器的種類和數量愈多，比較貴重的銅器、漆器則逐漸減少。到了東漢末年，隨葬品幾乎全被陶明器代替。

事實上，南昌海昏侯墓并非唯一受人關注的漢代墓葬，此前發掘的不少漢墓也都因出土了考古價值極高的文物而受人關注。

近來總被提及、與海昏侯墓相對比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就是個例子。該墓是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利蒼及其家屬的墓葬，出土絲織品、帛書、帛畫、漆器、陶器、竹簡、印章、封泥、竹木器、農畜產品、中草藥等遺物3000余件。此外，還出土有保存完好的女尸1具。

此外，滿城漢墓也以隨葬品豪華奢侈著稱。該墓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共出土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絲織品等遺物1萬余件，其中包括“金縷玉衣”、“長信宮燈”、“錯金博山爐”等著名器物。

不難發現，一些保存較好的漢代墓葬往往能出土大量文物，而這與當時“厚葬”之風盛行有很大關系。

厚葬成風的漢代

兩漢時期，厚葬成風，究其原因，一是靈魂不滅的觀念，“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王充：《論衡·薄葬篇》）。即把死人當作活人對待，迷信人死之后有另一個世界，鬼神和活人一樣需要飲食起居，也就是所謂的“鬼猶其食”（《左傳·宣公五年》）。所以，對死人的供奉要和活人一樣講究，也即所謂“事死如事生”（《左傳·哀公十五年》）。因此，把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要移至墓中。

秦王朝統治者的厚葬在歷史上頗為突出，秦始皇墓即使如此。漢承秦制，其厚葬之風被認為較秦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漢武帝生前營建茂陵，《漢書》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即使素以“節儉”著稱的漢文帝也未能例外。他生前曾稱死后要“薄葬”，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僅用陶瓦器皿陪葬。但到了晉代，霸陵遭掘，發現大量金銀珍寶。

漢代帝王普遍實行厚葬，據《晉書·索琳傳》記載：“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獻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就是講，要將每年賦稅收入的三分之一作為修建皇陵的費用。這里雖然在數據上并不一定準確，但漢代的厚葬之風可見一斑。

不僅帝王厚葬，宗室勛貴也加以效仿。史書上所謂“竇氏青山”、“衛青廬山”、“霍去病祁連山”等，都是形容漢代勛戚墳冢之高大。《漢書·佞幸傳》記載，哀帝寵臣董賢死，“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壁以棺，至尊無以加。”

當然，漢墓的“厚葬”并非只是在墓中填滿珍寶這么簡單，其大致還是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即死者生前享受的東西都要帶到墓中去。其墓葬形制的宅第化與陪葬品的生活化皆十分明顯。

海昏侯墓的整個墓園占地面積約4萬平方米，錯落有致分布著以海昏侯墓為核心的大小9座墓葬和一座車馬坑。墓園地面建筑各種要素齊全，祠堂、寢、便殿、廂房和墓園墻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統等基址均清晰可辨。儼然如墓主活著之時的樣子。

這種“事死如事生”與漢代人對孝悌思想的推崇不無關系。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在當時的人看來，“孝”不僅表現為現世的“親親”、“尊尊”，而且體現在父母、長輩死后，也要一如既往地奉行孝道。《孝經》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

雖然孔子并不提倡厚葬，但隨著漢武帝“獨尊儒術”，古代儒家“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卻被充分發揮，最終成為漢代厚葬的理論依據。

當然，厚葬看起來是繁榮興盛的表現，但同時也給當時的民眾帶來了不小的負擔。事實上，就現有文獻來看，厚葬之風已遠遠超出了一般民眾所能承受的能力。

《后漢書·崔骃附崔寔傳》就記載崔氏家族因竭力建墳塋、修碑祠而傾其所有，導致家業敗落，貧困如洗。文中稱，“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貧困，以酤釀販鬻為業。……（寔）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

漢代桓寬在《鹽鐵論·散不足》也曾談及此種風氣。他稱，一般黎民競相慕效厚葬之風，“而至于發屋賣業”。

到了東漢，朝廷已經開始下詔明確制止“厚葬”這種“奢糜”的行為。《后漢書·明帝紀》記載，明帝永平十二年就曾下詔譴責和制止“厚葬”。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糜。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終于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此外，漢代的厚葬也并沒有起到保護墓主的作用，反而成了漢墓屢遭盜掘的重要原因。正因此，考古界也有“漢墓十室九空”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