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書法作品理解為生命的形態，是古代書法理論的重要內容。以生命來譬喻，重在說明書法同生命一樣，既有形體相貌，也有聲氣、精髓和心靈。在時間的縱向坐標上，書法的精氣神則會呈現出應有的青春氣象、盛年風貌和蒼老景況。

杜甫《寄賀蘭铦詩》帖（之一） 黃庭堅

楷書《道服贊》卷 范仲淹

書法的生命化是藝術的“自覺”和“自醒” 。魏曹丕《典論》提出“文以氣為主” ，標志著藝術開始與生命特征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南北朝劉勰繼承這一觀點并加以發揮，在《文心雕龍·附會》中言“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將情志、事義、辭采、宮商等藝術的基本形式與神明、骨髓、肌膚、聲氣等生命體熔為一爐，更為深刻的是，劉勰反對“為文造情” ，堅守“為情造文” ，提出“質先于文”“質文并重”的藝術主張。這些觀點與同期的書法理念相益生輝。西晉索靖在《草書狀》開篇就談到文字先是由“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再“睿智變通，意巧滋生” ，再由“百官畢修，事業并麗” ，后則“婉若銀鉤，漂若驚鸞” ，最后則像“蟲蛇騏驥、玄熊飛燕、芝草棠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 。書作煥發生命的性靈，吸納或噴射生命的光華，是書法的“自覺”和“自醒” ，也表明此時書法理論研究已相當豐富和成熟。

看重人品鑒別，促進書法人性化的實現。漢代已重視人品的鑒別與評判，到魏晉六朝為盛。如果說漢時重視從外貌看人的道德修養的話，那么魏晉更重視通過相貌看人的才華能力，而到南北朝時期，由于士大夫在混亂的社會境遇中，更珍惜生命的流逝，追求生命的自由，人物品鑒則更看重內在的風韻、神明、骨氣。如《世說新語·品藻》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人品鑒別的思維開始直接進入書作的品鑒上，于是在傳統書論中開始出現大量借用人生的詞語來鑒賞和述及書法作品。南朝王僧虔《書賦》提出書作必須“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 ，首次提出了書論中的“天然”“功夫”“神采”“形質”等審美概念，實現了人品和書品鑒別的有機交融。

“意在筆先”使書作更具鮮活的生命力。把書作理解為生命體，那是在作品完成之后，而在書作誕生前，書法家們就主動考慮為作品注入生命的種種特征。這是書法家們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追求。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后》提出著名的“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先，然后作字” ，王僧虔《筆意贊》說得非常清爽—— “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 。這種書法生命觀，倡導以生命來孕育生命，以生機來煥發生機，將書法理論研究推向高峰，而且達到后期難以企及的高度。遵循此途，書法藝術空間更加博大而深邃，生命更加飽滿而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