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書家特別推崇書作書品中的“生命意識” 。漢鐘繇在《用筆法》中說“點如山摧陷，摘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云霧，去若鳴鳳之游云漢，來若游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映者矣” ，極力推崇書法作品要洋溢一種異常強烈的生命活力，彌漫一種激昂躁動的向上精神。書論家經(jīng)常用“龍騰鳳翥”“鹿奔虎走”“藤蔓纏繞”“云蒸霞蔚”來贊美品述書法作品，盡管我們暫時還無法對此類術(shù)語內(nèi)在的蘊涵和意旨作出確切的詮釋，但他們確實是在高舉生命的旗幟，追求灑脫奔放，讓活躍的生命機能盡情迸發(fā)揮灑，永葆生命的激情和樂觀情緒。且看唐柳公權(quán)《蘭亭詩》 ，字跡動感活絡，線條流暢，眉目清晰，無半點老氣，豪情萬端，熱情四射。又如清初王鐸《行書與大覺禪師等書札》 ，毫無柔弱之習與拘謹之俗，直書激蕩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情，以恣意狂放的節(jié)拍，左突右奔的章法，煥發(fā)出旺盛的生命力量。

書法中“生命意識”的形成，是時空因素和人文素養(yǎng)綜合交融的結(jié)果。在書法史上，古代書法家要么位高權(quán)重，要么出身豪富世家，要么才智超群，時代風尚對他們書法“生命意識”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以初唐為例，此時政治前景廣闊，國家生機凸顯，世事百廢俱興，書法也風煙俱色。 《舊唐書》載：“于時海內(nèi)漸平，太宗乃銳意經(jīng)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 ”的確，這是一個蓬勃的時代，也是一個生命意識十足的動感時代。而此時之書法藝術(shù)風格，更是風韻獨具，陽光明媚，青春颯爽。雖然書法的標準還籠罩在魏晉以來的風氣之下，但優(yōu)美雅致的審美價值標桿已經(jīng)確立，以妍媚為主的書法藝術(shù)風格開始形成，時代的鮮活的生命氣息已浸透到書法等各類藝術(shù)領(lǐng)域。從初唐幾家來看，歐陽詢書風干凈利落，結(jié)體簡明，在生命意識的高揚中，又有矛戟森列險勁之象；褚遂良書風勁絕明麗，天然媚好，用筆功成極致，華美秀腴；虞世南書風圓融流暢，外柔內(nèi)剛，如裙帶飄揚，束身矩步，生命姿色華滋華爾，美輪美奐。

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代書家，區(qū)域文明的獨特風貌必然會自覺主動地參與地方藝術(shù)的構(gòu)建，給烙上區(qū)域文明的重重胎記。我們從早期書法楚金文來看，極受楚文明靈巧、活潑、艷麗、繁復的美學旨趣的滋養(yǎng)。與周金文相比，楚金文則大都夸張、多變、綺麗，字形修長，曲動淳美，有著詭譎清爽、浪漫雋秀的生命景象。從現(xiàn)存的楚金文看， 《王孫誥編鐘銘》線條纖細如絲，而絲縷中又都拖出一條長尾，如風箏飄帶，搖曳縹緲； 《王孫遺者鐘銘》則體勢頎長，回曲的線條綿亙勁韌，往來不絕，奇巧美瞻，給人一種心動卻又不敢逼視的處子之美。

書品即人品，人品即書品，人品與書品本不可分。觀賞王珣、羊欣、王僧虔為杰出代表的六朝書體，多汪洋恣意，流美多變，自然清爽，而這種風格的出現(xiàn)，正與他們風流瀟灑、飄逸落拓的人格相吻合相匹配。這不僅因為抒寫個人的感情與意趣，行草諸體自然比篆隸諸體更自由，更富于表現(xiàn)力，更重要的是因為六朝人的品性、感情與意趣較之他們的先輩，而更具強烈的個性。正如劉熙載《書概》所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主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再換一個視角看，我國古代涌現(xiàn)出不少卓有成就的女子書法家，與男性相比，她們更有亮麗的品性。王羲之的老師衛(wèi)夫人，擅長隸、正、行書，線條清秀平和、嫻雅婉麗。宋陳思《書小史》引唐人書評，說她的書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并非過譽之詞。也許，在“女子無才便是德”封建思想的籠罩下，在漫長的歲月中，女性也更注重在書法的天地里，讓生命駐足，讓生命在詩書墨跡中不被埋沒而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