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油畫）石奇人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址

王劍虹與丁玲

平民女校

俞秀松在北京留影及給家人的信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指導工人罷工

上海，具有深厚的革命歷史傳統，其紅色基因滲透在繁華都市的血脈深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初期革命活動。上海誕生了中國革命史上的許多“第一”：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平民女校。從這里走出一批早期青年、婦女和工人運動的革命骨干，上海無愧是培養革命志士的搖籃，中國革命的紅色之源。

民主革命時期，上海創造了多個“紅色第一”，這不是曇花一現的偶然，而是石破驚天的歷史的必然選擇。近代上海獨特的區位優勢、華洋雜居的政治格局，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孕育和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紅色起點的輝煌。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2月19日，已到農歷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氣中彌漫著食物與煙火的混合氣味。那天下午，陳獨秀卻孤身一人，悄然走進坐北朝南雙開間的兩層石庫門樓房——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而被捕，在各界聲援下，方于9月出獄。回首往昔，展望新年，陳獨秀內心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愈益堅定。此時，上海云集了陳獨秀、陳望道、李達、李漢俊、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識領袖。在歷史的峰回路轉間，這批先賢開創了中國革命的上海特色。

由于上海的“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全國”，這里成了追求進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區之一，許多年輕人脫離家庭和學校，到上海尋找進步出路。領導浙江一師學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進步青年的代表。在北京大學旁聽期間，經李大釗推薦，1920年3月，21歲的俞秀松來到上海《星期評論》社（李漢俊主辦）工作。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俞秀松是黨組織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在黨組織籌建期間，陳獨秀提議可以參照蘇俄少年共產黨的模式，“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中共的后備軍，或可說是共產主義預備學校”。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團員有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等8人。受陳獨秀的委托，俞秀松擔任書記，他是中國團組織主要創建人之一。團的機關設在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

青年團成立初始就和共產黨的事業休戚與共。當時共產黨是秘密組織，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半公開組織。新漁陽里6號是青年團所在地，老漁陽里2號是黨部所在地。大家稱黨為本校，稱團為預校，黨的許多活動以團的名義開展，許多黨員保留著團籍，同時參加黨、團組織的活動；許多會議與革命活動是黨、團聯合舉行的；在團和黨的關系上，團接受黨的領導。這也奠定了青年團緊跟共產黨，成為黨的忠實助手的良好基礎。

上海的共青團組織建立后，俞秀松還撰寫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并將章程寄給各地共產主義者，建議各地建團。不久，李大釗開始在北京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有鄧中夏、何孟雄、張國燾、劉仁靜等人。1920年10月底，毛澤東在長沙成立團組織，新民學會的郭亮、夏曦、羅學瓚、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團員。在建團初期，年輕的毛澤東就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1920年長沙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的日記曾記載：“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倡導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天津等地陸續建立了團組織，團員發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礎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建團過程中，上海團組織客觀上起到了發起與指導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重新制定團的臨時章程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

為了掩護革命活動，培養干部和輸送優秀青年，1920年9月，在團的機關所在地新漁陽里6號，還公開創辦了外國語學社，可以說，這是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黨校和團校。上海團組織在外國語學社發展了最早的一批團員。從1921年4月開始，任弼時、劉少奇、肖勁光、彭述之、羅亦農、汪壽華等20余名學員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為共產黨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初創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迅速壯大。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蘇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中國青年革命運動情況、上海的工人運動以及全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立等情況，受到與會代表的密切關注。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格林贊譽，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上海的組織是中國的中心……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

社會主義青年團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把立志于改造舊世界的進步青年緊緊吸引在一起，成為共產黨得力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