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門提高”不合抗戰時宜

1942年5月召開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應時而為”的產物。

當時延安文藝界的總體情況，可以用“兩個陣營、三大系統、四個山頭”來概括。所謂“兩個陣營”，就是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所謂“三大系統”，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統、陜甘寧邊區文化系統和部隊文藝系統。所謂“四大山頭”，是指“魯藝”、文抗、青年藝術劇院、陜甘寧邊區文協。當時，延安有影響、有成就的文藝家大都集中在“魯藝”與文抗兩大陣營。

以“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的“魯藝”為例，就存在著種種不足。1940年后，“魯藝”有將近兩年左右的正規化與專門化的“關門提高”。具體表現在：美術系向西洋學習技術，畫構圖復雜、大場面的畫；戲劇系熱衷于演大戲和外國戲，演出《日出》《鐵甲列車》《帶槍的人》等大戲；文學系欣賞古典和外國文學作品，言必契訶夫，談必果戈理。“魯藝”師生在橋兒溝禮堂里排戲，師生自己觀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諷刺說：“戲劇系的裝瘋賣傻，音樂系的哭爹喊娘，美術系的不知畫啥，文學系寫得一滿害（解）不下（陜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從藝術培養的角度來講，“關門提高”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對，關鍵是不合抗戰時宜。

曾在“魯藝”文學系任教的著名作家嚴文井也回憶：“學校四周住的都是農民，但我們卻不同農民往來。除了有時候向他們買西紅柿和甜瓜，才同他們當中的一兩個人說說話。”“我們每個人都自以為是藝術家。農民當然不在我們眼下的，我們彼此高談闊論，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闊天空。農民算什么呢？他們沒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連‘百分’也不會玩兒，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們有的人坐在窯洞里，就寫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愛情。”

當時，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在延安文藝界的一次集會上說：“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戰士英勇犧牲在戰場，還不知道姓張姓李，這是我們的罪過，而且還是你們文藝的罪過。”他號召“前后方的槍桿子與筆桿子能夠親密地聯合起來”。

事實上，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心還沒有真正撲到工農兵那里，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還沒有真正為工農兵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