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的時空錯配 連接分散化的需求與供給

“十二五”期間,全市養老機構由2010年的396家67018張床位增至2015年開業運營449家、12.3萬張床位(含在建),床位增長近一倍;到2020年,全市將建設1000個社區養老驛站……這些年來,北京在老齡事業發展上可謂不遺余力。

但在調研過程中,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市政協社法委主任吳玉華:“政府干了這么多,為啥老百姓卻不叫好?”

“中心城區一床難求,郊區床位空置。”委員在調研中頻繁聽到的一句話,透射出養老供給錯配的現狀,也從一個側面回答了吳玉華的疑問。

從人口分布上看,60歲及以上和80歲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主要集中于朝陽、海淀、豐臺和西城四個區,占全市老人一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主要集中在朝陽、海淀、西城、豐臺和東城5個區,占全市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一半以上。

從養老機構布設上看,運營周期長,利潤回報率相對較低,又受限于城區建設用地緊張,《藍皮書》顯示,2013年本市養老機構中301家在五環之外,約占全市養老機構總數的79.63%。其中,六環以外就有216家,五環到六環之間85家。而二環以內僅20家,二、三環之間15家,三、四環之間10家,四、五環之間26家。

如何實現老年人口分布與養老機構布設的“兩圖合一”,緩解“中心城區一床難求、郊區床位空置”的錯配難題?供給側與需求側都不能缺位,既應要求供給方優化養老資源布局,也要研究如何引導需求端的老年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入住郊區養老機構,供給側還應有與城區同等條件的設施和服務保障。

破解供需時空錯配,不僅面臨老年人口分布、養老機構布設“兩圖不合一”的困局,緊俏的城區養老機構床位空置也是一種資源浪費,需要高度關注。

調查顯示,到2015年底,全市養老機構已增至449家,床位增了,老人卻沒住進去。就算緊俏的城區,也有床位空置。今年全國兩會上,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透露出一組2015年審計局審計結果,“北京居家養老日間照料的床位空置率較高,遠郊區床位空置率達60%,城六區床位空置率竟然也有57%。”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們增加床位數的方式依然是行政供給。”這位代表舉例說,比如今年政府要增加兩萬個居家養老日間照料的床位,政府先確定床位目標。這件事接下來便很快進入了傳統的領導方式和管理方式:把2萬個床位先往16個區分,接下來各區給街道開會,街道再給社區開會,去找房子。

毋庸諱言,我們長期以來習慣了走福利事業的路子,但采用行政供給的方式,政府是包攬不起的,長期來說是不可持續的。在供給端,處理好市場供給與行政供給的關系是一篇大文章。

調研組認為,目前的養老服務供給側就出現了失衡現象,行政力量居于主導地位,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調動不足,服務供給依靠指定服務商,沒有放開市場、放權于社會、放權于企業。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便是老年餐桌。委員在調研中發現,市場上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訂餐網絡和配送系統,相關部門卻沒有有效利用這些市場化資源。2015年市級安排資金4495萬元,給予每個試點區一次性項目補助支持,主要用于支持裝修改造、配置設備設施、老年膳食研發等方向,連續支持三年。但是,很多依靠補貼開辦的老年餐桌由于缺少市場根基難以持續運營,政府定制的服務模式不能長期契合老人的現實需求,造成資源的無效浪費和有效供給的嚴重不足。

不僅是老年餐桌,家庭醫生、康復護理、在線政府服務、O2O便利服務、老年健身、精神慰藉、法律咨詢、婚姻中介……醫養康(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余立新委員粗略一數,就列出了20多種養老服務類型。

“從市場角度看,這是一個無極限的長尾,非常碎片化,涉及的市場主體有各級政府、各種社會力量、各類服務企業,還包括志愿者團體、NGO組織等。”她認為,只有整合各類生產要素,將無限分散化的需求與分散化的供給組織起來,才能實現供需雙方高效對接。

余立新建議,政府應從過去的“管理心態”變為“服務心態”和“共贏心態”,實現養老服務從“政府包攬化到社會化”、“事業化到產業化”、 “建設施”到“搭運營體系”等的轉變。

“同時,要分類、分層次提供養老服務,實現高端有供應、低端有保障,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形成合力,方能滿足無限分散化的養老需求。”她說。

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坦言,本市養老產業還處在初級階段,市場上提供的養老服務還呈現“小、散、弱”的特點。針對這一現狀,本市正加緊推進“單純的養老事業轉向發展養老事業和產業”、“由政府主辦為主轉向養老服務業社會化、產業化”等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