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數據采集工作中，“精準識別評分”是劉錦云來到小塘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這項數據包含“住房”“家電”“農機”“飲水”“通電”“通路”“勞動力占比”等18項指標，每項指標都有詳細的評分標準。得分在57分以下的，就被列為貧困戶，分數越低貧困程度就越高。

這份工作讓劉錦云見識了自己都從未想象過的貧窮。他幾乎走完了村里所有的“窩棚”，熟悉那種人畜共處一室的味道；他也鉆進過山洞，見到一對夫婦帶著10個孩子生活在那里。小孩子擠在一塊木板上，因為沒有衣服，他們只能輪流穿一條褲子。

他也去過徐四貫的家，給所有的項目打完分后，劉錦云在表格的最后填上了“36”的分數。這個分數意味著，在全村的貧困戶里，徐四貫的生存狀況處在中下等水平。

徐四貫并不知道，這樣的低分正讓自己離“脫貧”更遠。那些在村委會第一批脫貧名單里、明年就可以脫貧的貧困戶，大多都在50分左右。

“要讓最容易脫貧的家庭優先摘帽。”幾個村干部一臉嚴肅地解釋。對他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做法，也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時間不會給他們選擇的機會。每年年底，鄉政府都會委托第三方來驗收扶貧成果，這是村委會一年當中最重要的時刻。扶貧資金發到村里，如果驗收時沒有一點“看得見”的成效，資金去向就很難講清楚，干部也逃不了問責。

更重要的是，每年的脫貧計劃都是從上到下一級級安排下來的，如果完不成指標，就會耽誤整個區域的脫貧工作，這是村干部不敢想象的。

“6月份‘危房改建’資金發下來，11月份就來驗收。如果驗收方看不到改建的房子，那怎么解釋危改補貼花在哪了？”因為這樣的擔憂，劉錦云只能把“危房改造”補貼指標分給那些有能力建房的人。

為了防止有人“拿了錢不蓋房”，村委會還有項不成文的規定：房子必須動工后才能領取補助。

“至少也得先砌出一面墻吧。”一位村干部解釋說。

“政策到戶”時，劉錦云也在徐四貫家里講過這些補助政策。可徐四貫沒有想過這些，每次談到房子，他都會發出一聲苦笑，然后不了了之。

就連他居住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吊腳樓，也是他和哥哥的共同財產。父母去世后，兄弟二人共同搭起了這棟他們口中的“窩棚”，兩家7口人共處一室，用簾子分割出各自的空間。

“危房改建”其實離他也很近。吊腳樓的上方就矗立著一棟樓房，遮擋住了他家的大部分陽光。那是他另外一個堂哥的家，兩年前拿到1.8萬元的“危改”款后，再加上東拼西湊來的20萬元，堂哥蓋起了這棟樓房。如今，村委會的貧困戶名單上已經找不到房主的名字。

對于這樣的處境，徐四貫已經“認命”。他清楚，自己連修地基的錢都拿不出，更不用說“砌一堵墻”。

“把補貼都給同一個人，馬上就會有人告我們。”

在這大山深處，似乎沒發生過“人定勝天”的故事。大山還保持著最原始的狀態，荒草和不成材的樹木恣意生長。

兩年前劉錦云第一次來到小塘村時，這個20年的“老扶貧”也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這里山地高低不平，很少有連片的平地，一些小塊的玉米地分散在山坡上，被荒草包圍。用當地人的話說，“村里的莊稼都長在石頭縫里”。

幾年前，鄉里統一免費發放過山核桃樹苗。政府期望著它們結上果實，給村民們找到出路。在小塘村，這種核桃樹隨處可見。它們幾乎生長在每一家村民的門口，但六七年過去了，沒有人嘗到過核桃的味道。

“坑也挖了，肥也施了，結果一個核桃也沒見著。”一個村民用手指敲了敲門前的核桃樹，撇著嘴說。

這是村里最早推廣的“產業”。因遲遲看不到成效，村民們都不再買賬。規劃1500畝的種植面積，還有800多畝沒有完成。

近兩年，對村民們沒什么吸引力的“產業扶貧”又突然火熱起來，成了村委會除“危房改建”外，另一項重要的工作。

與以往不同，現在的“產業扶貧”除了給扶貧對象提供免費的樹苗、禽畜幼崽和技術培訓外，還會發放5000元的扶持資金。

扶持確實有了一些成效。一位村民去年領了100只雞苗，年末時成活了95只，算是把養殖穩定了下來。明明看到了希望，今年卻撂了挑子，不打算干了。

除去雞舍、飼料這些成本，一年下來，他幾乎沒賺到什么錢。本想著今年擴大規模，但“產業扶貧”補貼卻再也申請不下來。無奈之下，他只能任憑空蕩蕩的雞舍杵在原地，這成了他辛苦一年唯一的收獲。

這樣一來，這位脫貧戶因為沒有拿到第二年的補貼，又變回了貧困戶。

同樣無奈的還有劉錦云，每年的補貼指標都很有限，遠遠不能保證惠及每個貧困戶。

“如果把補貼都給一個人，其他人肯定不高興，我們也不好做。”每遇到利益分配的問題，劉錦云和村里的干部都會變得謹慎起來。

“把補貼都給同一個人，馬上就會有人告我們。”劉錦云挑起眉毛，提高聲調說。

對這些燙手的“香餑餑”，村委會采用了最保險的平均分配做法——拿到“危房改建”指標的，一般就不能同時申請“產業扶貧”指標；前一年拿到補貼指標的，第二年一般也不能再拿。

另一位村民正在被這個分配方案困擾。幾年前，他用跑車掙來的錢買了幾頭豬崽，現在已經繁育出了19頭成豬。今年他本來想要擴建豬舍，正急著用錢。可他去年申請了“危改”補貼，今年就很難再拿到“產業扶持”補貼。

現在，蓋房借的錢還沒還清，他又要尋思著找人借錢建豬舍。

“脫貧還是要靠借錢，沒別的辦法。”他說。

徐四貫也想過養雞。他去村委會申請“產業扶貧”補助，但是建雞舍需要的一萬多元，他一分也拿不出。最終，補貼沒有申請下來，養雞的事也不了了之。

“雞都養不了。”每當提起這件事，徐四貫總會笑著說出這句話。除了建房，養雞又成為了他最新的自嘲。

本來指望用“政策兜底”來保證這些人生活，卻又卡在了政策上

徐四貫眼下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兩個“屎都不知道在哪拉”的女兒能快點長大，那樣自己就可以出去打工，重新撐起這個家。

劉錦云曾想幫他申請一個低保，這樣至少可以保證他和女兒不用餓肚子。可因為兩個女兒都沒有出生證，落不了戶口，他因此失去了低保申領資格。

劉錦云也去派出所幫徐四貫協調過，哪怕派出所也清楚徐四貫是兩個孩子的親生父親，可他還是不出意外地得到了“這是國家規定，無法辦理”的答復。除非他對孩子做親子鑒定。

“親子鑒定一個人要一千多（元），我上哪弄這么多錢去？”伴著苦笑，徐四貫低聲說。

小塘村不少在生存線上掙扎的貧困戶都存在這種問題。對于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2000多萬人口，國家計劃納入農村低保制度覆蓋范圍，實行“社保政策兜底脫貧”，劉錦云本來指望用“政策兜底”來保證這些人生活，卻又卡在了政策上，找不到任何回旋的余地。

在他看來，這種“上面定的政策”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可只能被動去接受、去執行。

2018年完成脫貧任務，在留鳳鄉、在小塘村無比艱辛。劉錦云清楚，村委會的脫貧規劃表里，越靠后的貧困戶越難脫貧。他還沒想好，這個結果究竟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做到。

他曾去過鄰省的一個貧困縣考察，印象最深的是當地縣財政每年投入5000萬元用于脫貧。可在北沙縣，這個數據只有2000萬元。

“這點錢也是各個單位勒緊褲腰帶硬擠出來的。”劉錦云感嘆，兩縣投入不同，并且北沙縣情況明顯更差，但脫貧的限期卻是統一的。

“我搞了20多年扶貧工作都沒讓小塘村脫貧，現在卻讓3年就實現這個目標。”在體會到種種壓力后，劉錦云感慨。

有同樣感受的還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青年教師邢成舉，在大量的田野調查中，他抵達過各種貧困程度的地區。

“一些中東部省份的縣市，貧困發生率都只是個位數，不管是2018年還是2020年，他們都完全沒有脫貧壓力。”邢成舉說，“可在一些連片特困地區，脫貧目標確是一項極大的考驗。”

在北沙縣，擁有全縣最高建筑的是一處剛剛建成的居民小區，可容納6000戶，共3萬人。那是一個移民搬遷安置工程。未來一段時間內，北沙縣幾個鄉鎮的部分貧困戶會陸續搬到這里。

走過小區門口時，徐四貫并不知道它跟自己有什么關系。可在劉錦云眼里，它也許代表了擺脫貧困的希望。

一兩個月前，他已經開始在小塘村動員移民搬遷。在距小塘村5公里的一個集市上，政府正在籌建一個可以供200戶居住的小區。

雖然不在縣城，但是小區在集市旁邊，小學和初中也在不遠處，水電也會通到每家每戶。

對于小塘村那些還住在“窩棚”、出門要翻過幾座山坡的貧困戶來說，這幾乎是他們扭轉命運的最好契機。

可盡管美好的生活擺在面前，仍然有不少人不愿離開。搬遷屬于無土安置，“連地都沒有，住得再好還不得餓死”，有人對劉錦云說。況且，盡管政府會給搬遷戶每人3萬元的補貼，但住戶通常還要再拿出數萬元的購房款，這個數額也不是每家人都能承擔得起的。

“移民搬遷工程都有配套的產業，可連房子都還沒見到，村民們哪會相信這個。”每次去貧困戶家里動員搬遷，劉錦云都會費盡口舌，可仍有不少人滿心疑惑。

在他的筆記本上，村里迄今共有72戶簽了搬遷意向書。但究竟能搬走多少，他承認“心里也沒底”。

徐四貫也在搬遷意向書上簽了字，他偶爾也想象過住在樓房里的生活。只是，每當談起這個，他還是會發出熟悉的苦笑，然后習慣地自嘲：“明天的飯都不知道在哪，還想著住樓房。”

他自己并不清楚，在一份更大的圖紙上，他屬于七千萬分之一。

（文中所有人名、地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