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朝暉表示，衡量此事件是否是欺凌，目前我國還沒有明確的標準，但如果說是“學生之間在打鬧”，要素之一是“被開玩笑者”在感情上接受這種行為，不會產生心理上的痛苦感覺。從當事學生的描述看，“被開玩笑者”在心理上是不接受的，并且是不是校園欺凌也不能由學校單方面定義，而應該對受影響的學生進行關注。

記者１３日中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中小學門口隨機采訪了幾位家長和學生。家住天津市和平區的梁先生明確告訴記者，從中關村二小目前調查結果看，不是學生之間正常“打鬧”那么簡單，相反“欺負人”的意味比較大。其正在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對記者說，如果自己被別人在廁所里面扣垃圾簍，“心里肯定不能接受，說不定會當場哭出來”。

三問：事件處理為何這么難？

一起看似簡單的沖突，為何在短短幾天迅速發酵？處理這類事件難點在哪里？

中關村二小一些家長向記者表示，學校一直在孩子教育方面做得還不錯，但此次對事件的調查信息披露還不夠及時。從１１月２４日事發一直到１２月初，多番協調依舊未果，后經輿論放大后影響擴大，陷入僵局。

中關村二小校長楊剛１３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事件發生后，學校一直積極協調，與涉事家長反復溝通。但明明的家長堅持要求學校認定亮亮、軍軍的行為是校園欺凌行為并記錄在案，且書面提出四項訴求，導致家長間無法協調。

“我們當時也是為了保護這三個孩子，不希望家長矛盾升級，現在也依然是這樣的想法，希望把對孩子的傷害降到最低。”楊剛這樣解釋學校遲未發聲的原因。

他認為，在孩子交往過程中難免會偶發、突發非正常事件，“學校教育承擔的更應該是一個協調者的角色，而不是懲罰者的角色。”

據了解，目前“校園欺凌”事件普遍存在取證難、認定難的問題。到底誰來判定是否為欺凌？該如何處理？目前仍較模糊。由此也暴露出相關問題在實踐中的法制和標準空白。

一些受訪中小學教師說，目前針對校園欺凌事件還存在認知不足、教懲不夠的問題。學校往往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私下和解、息事寧人。

“校園欺凌不像校園暴力那么明顯，沒有毆打或沒造成輕傷等嚴重傷害，往往混同一般同學間的打鬧、開玩笑、鬧矛盾。”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說，“未成年人的身心是脆弱的，有些玩笑、打鬧、惡作劇，對一些人可能無所謂，對有人就可能帶來心理傷害。”

另外，部分專家認為，盡管國家重視校園欺凌問題，出臺了相關政策，但在執行層面效力逐級減弱。佟麗華認為：“現在很多基層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對此都缺乏足夠重視，這導致處理類似事件時往往簡單甚至粗暴。”

焦點四：反校園欺凌薄弱環節在哪里？

近年來，校園欺凌事件屢屢發生。根據今年發布的《中國教育發展報告（２０１６）》，近年來校園欺凌發生的地域范圍廣泛，覆蓋了絕大多數省份，且頻次密集。而據教育部統計，今年５月至８月，就上報６８起校園欺凌事件。

有高校心理學教師認為，在反校園欺凌議題上，中國比歐美日等發達國家距離較大。例如，美國佐治亞州從１９９９年率先制定反欺凌法，至今全美都有了針對校園欺凌的立法。而在中國，針對校園欺凌立法上仍是空白。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余雅風認為：“目前對校園欺凌行為的規范主要是依靠傳統法律，缺乏針對性和指代性。對未成年人不良或不當行為的教育還主要依賴家庭和學校。”

今年１１月，教育部等９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出多項措施，要求積極有效預防學生欺凌和暴力，依法依規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

佟麗華認為，目前關鍵是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和家長要真正重視落實，形成良好、密切的聯系與互動。“要讓學生和家長都意識到社會對校園欺凌和暴力的‘零容忍’。另外，如果學生被欺負，家長到學校討說法，需要如何妥善處理、采用何種應急機制、如何及時回應等都應在各校日常管理中進一步細化，甚至可以開發有效預防及處理校園欺凌問題操作手冊。”

儲朝暉表示，在處理防范校園欺凌事件中“欺凌者”的家庭教育責任尤其重要。“從以往的統計情況看，‘欺凌者’在家庭教育上均存在缺失。在單親家庭、農村留守兒童等群體，校園暴力易發、高發，意味著應該切實補齊家庭教育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