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既構成經濟行為和經濟學學科的語境，也和經濟行為產生持續的交互式作用，文化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基石。藝術品兼具了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藝術品的實物和著作權交易，產生了非同小可的經濟收益，市場以成交價格實現了的這部分價值，即經濟價值，屬于擁有它的個人、個別機構，因而經濟價值是私人性的。除此，藝術品市場化還能增加收入、提供就業機會、促進旅游等，所有這些被稱之為經濟效應，和成交價格一樣，是評估藝術產品經濟價值的重要參數，并可以量化。除了單純經濟價值和可量化的成交價格外，純公共物品的“觀念”、“歷史”、“民族”、“精神”等無形的屬性，即藝術產品的意義系統構成了藝術產品與一般商品的分野，它是藝術的固有價值所在，表現為與經濟價值相異的文化價值。克萊默（Klamer）在《文化產品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價值》中談到：“人們認為它是一些事物的象征，一個國家、一個社群、一種傳統、一種宗教和一個文化事件的象征，賦予它各種超越實用性的意義，將它歸類到藝術的、美學的、神圣的價值。”

首先認識到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二元性的正是19世紀的藝術批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他將藝術品的價值區分為有效價值和內在價值兩個部分，有效價值是藝術消費帶來的使用價值，即經濟價值；內在價值是藝術自身蘊含的美學、精神價值，是一種獨立于任何交易，與時間地點無關的價值，即文化價值。[1]

這兩種分類方法都肯定了藝術本身存在的文化價值，并進一步確認了其具有的社會價值。布魯諾的分類更加全面和偏重藝術的社會價值，而索羅斯比的分類更加強調藝術自身具備的文化價值。藝術產品包含的雙重或三重價值，都構成了藝術政策的重要依據。經濟價值確保了政府或個人的藝術投資將得到利潤回報，促成積極的藝術營銷、管理，在成本和收益間取得最優化的配置；社會價值的存在，使得以藝術為工具實現國民教育、社會包容、民族團結、國家榮譽等社會目標成為可能；文化價值是戰后文化民主化和美學福利政策的基礎，現代政府擔當起將藝術帶來的身心愉悅傳達給公眾，促進藝術創作，保護文化遺產的權責。

文化價值是屬于公眾的，一幅名作既是藝術史中的一員，它所具有的美學、歷史、遺產、聲望等等文化價值，將產生廣泛的外在收益和社會效應，帶給歷史學家、藝術愛好者及一般大眾，甚至子孫后代。這些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力是很難測量的，但可以通過經濟價值表現出來。文化價值的量化是由經濟價值的量化來實現、指證的，藝術產品經濟價值的增值并不依賴成本的提高，而是受不斷被發掘的文化價值促進。現代社會藝術產品的高昂價格有賴于它們之間的互動，文化價值帶給經濟價值的是乘積效益，體現了文化價值的權重性。張激在《論藝術產品的公共性與私人性》中談到：“美學王國極力推崇的‘反市場倫理’恰恰使得藝術品因為這層神圣面紗變得更值錢了，藝術拒斥的經濟利益反過來又使得藝術更繁榮，兩者的對抗所產生的動能對藝術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當代藝術經濟和文化產業獨具特色的引擎。”

藝術品中實物和著作權的私人物品性，是藝術產業化、市場化的基礎，也是藝術發展的經濟動因。藝術家創作除了強大的內在動機：為藝術而藝術，抒發個人的強烈的創造欲和表現欲，也不能排除對金錢、名譽等自利目標的追求。內在動機和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外在誘因的完美結合，是今天文化產業發展的社會心理基礎。政府鼓勵文化產業化的同時應看到，由于私人性，市場化的利潤驅策并非絕對完美，不排除藝術生產為了迎合市場產生低劣的作品，最終有損藝術產品的美學品質和文化價值這些公共屬性，這種負的外部性需要政府的監管。

基于藝術這樣一種文化商品的特殊性，它和普通商品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使得藝術無法通過完全競爭市場來充分實現價值，這部分價值在經濟學中稱呼“外在性”。布魯諾·費萊（Bruno S. Frey）在《當藝術遇上經濟——個案分析與文化政策》中論述：“大體上藝術將帶給整體社會所謂的積極外在效果。這些外在的效益被稱為‘非使用者利益’，因為受益者是全民，包括了不參與特定文化活動的人口。”[2]當外在性概念揭示了價格不能反映藝術產品生產和消費產生的全部價值的現象，經濟學家繼而得出了“市場失效”的結論。政府需要出面干預，糾正市場失效的缺陷，提供給藝術生產者不同形式的津貼，作為社會得到的額外收益的補償，即政府為全民以及他們的后代的潛在藝術消費買單，通過這種方式來鼓勵文化生產，實現社會收益和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拉什頓（Rushton）在《文化經濟學的視角：文化多樣性和藝術的公共資助》中談到：“諸如文化遺產、博物館之類的公共文化產品，還存在一種‘外溢效果’，影響其它經濟單位的效益或成本，如提供就業機會、發展文化旅游、提升周邊房產價格、促進招商引資，所有這一切給所在地域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增加政府稅收。”這些為政府介入提供了理由。

這些非使用價值是構成文化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用其獨特的方法給藝術的文化價值做了定性分析。受經濟價值、自利性、私人產權的驅策，文化產品的主動交易并不因交易成本的存在而終止，商業市場資助藝術的模式一直很有效。同樣借助市場來輔助政府資助，修正政府失效也是解決交易成本問題的方法，從而藝術支持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讓藝術更具有市場性，使非營利藝術有更大的產出。

[1]張激. 論藝術產品的公共性與私人性[J].浙江學刊，2008(06)，第53頁。

[2]布魯諾·費萊著；蔡宜真，林秀玲譯. 當藝術遇上經濟——個案分析與文化政策[M].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2008.03，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