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靜下來

“做這個工作，如果你靜，你會變得更靜。如果你不靜，你必須靜下來。”和木器組所在的小院隔著幾道墻，漆器組的辦公室顯得更加安靜，一股特殊的氣味讓人感覺到這里的不同。組長閔俊嶸正在低首凝視一臺古琴。同樣，他和他的團隊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離開這個小院兒，入駐文物醫院。

閔俊嶸寡言、專業，大家都叫他小閔。他將自己在故宮12年修文物的經歷視作一場學習，并且將一直持續下去。

2004年從清華美院畢業進入故宮，閔俊嶸跟著師父張克學學了八年。那是文保科技部漆器室的最后一位老師傅。現在，除了閔俊嶸和他的師兄，其他的年輕人都沒被老師傅手把手地帶過，于是，小閔就擔起了漆器組的重任。

院校注重的是創新，每個從里頭出來的人，想的幾乎都是成為藝術家。

在美院的時候，閔俊嶸其實看不上那些清代工藝品，覺得它們工藝太繁縟了。直到真正接觸了那些器物，了解了它們真實的工藝水平，他感覺那幾乎無法超越。

“就覺得你先追上它們的工藝水平，再說別的。”

剛進故宮那會兒，恰逢200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院慶，展覽任務重。以前文物交接，都是推個手推車，兩個人送過來。但那次不一樣，直接一卡車拉過來。僅“中和韶樂”，就有編鐘、編磬、琴、瑟、笛、排簫、笙等十多種樂器。閔俊嶸當時修了一件瑟，可以說他在故宮的修復生涯起步頗高。

閔俊嶸還見過常人只聞其名的唐代傳世名琴“九霄環佩”，器形大氣，他一搬，卻意外地輕。在一次次動手修復古琴的過程中，他揣摩著古人在弧度、棱角和厚薄比例上的智慧，“這是你光看照片完全體會不到的。”

修復有諸多原則。人們常說的“可逆性原則”，在閔俊嶸這兒是不存在的。邏輯很簡單：只有具備了修復能力，才會去做修復。若五十年以后，自覺修復水平又提高了，再把原來修復的地方給剔除，那對文物其實是一種損害。

為了修復好一把所有構件都翻開、上面的漆都脫落殆盡的清宮舊藏、國家二級文物金陵易少山斫古琴，閔俊嶸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時間。為了修這把琴，他還專門去學習了樂理和演奏。

“修復過程中，不能違背古琴基本的演奏功能。如何演奏自己也得懂。”將近十年了，閔俊嶸一直堅持著學琴、彈琴。

“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養性的過程，器物里面能體現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東西，就知道人的狀態。這跟畫如其人一個道理。”如今閔俊嶸在閑暇時會彈琴、制琴。在他看來，修復文物，是一場穿越古今的藝術對話，琢、磨，靜心，修行，“工匠精神”在一件件文物的修復中，傳承。

正月十五后，屈峰準備給組里的老師傅史連倉和新人黃齊成舉行一個拜師儀式。儀式很簡單，一杯清茶，一句“師父”。對于他們而言，朱紅宮墻守護著的不僅是文物和特殊的空間，也守護著現代都市中，已近乎絕跡的一種古典式的情誼和信任。

我國各行業歷來有“師帶徒”的傳統，以往徒弟想要學藝，往往“跟師三年”，再“學藝三年”，最后還“謝師三年”。通過師傅的言傳身教，學徒學技在身再教授于下一代學徒，技藝就是在這樣的方式中傳承下去。

故宮文保科技部各個組都采用古老的師徒制，各品類的修復專家無一例外，入故宮博物院后都要拜師學藝。相比漆器組，青銅組、鐘表組、陶瓷組、木器組、書畫組等科室算是幸運，目前仍有老師父帶徒弟共同主持修復工作。

今年7月即將退休的木器組師傅史連倉3歲的時候就住在故宮邊上了，小時候吃過紫禁城里的野菜。從有記憶起，故宮對史連倉來說就像是另外一個家和守候。在別的小孩都在丟沙包、捉迷藏的時候，史連倉就開始在父親身邊穿梭，看著老師傅們是怎樣將殘損的木器，一點點地修繕恢復原貌，讓時光倒流。這種耳濡目染，最終史師傅子承父業進了故宮，父親也就成了師父。

1980年，史連倉的父親從故宮文物修復廠木器組退休，他接班進入了故宮。從3歲在故宮玩耍，到23歲接班父親成為文物修復師，他把一輩子都貢獻給了故宮。像他這樣的老一輩文物修復專家，就像過日子一樣，把故宮當成自己的家。

三年前，史連倉收了第一個徒弟謝揚帆。如今，他即將收的第二個徒弟黃齊成入宮剛剛半年，自言“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或許拜師能讓這個年輕的廣東小伙兒更篤定地跟著師父，去了解曾經以為頗多“匠氣”的文物，并努力摸索與學校“自由藝術”不一樣的文物修復的門道。

第一年學徒就是練練基本功。至于這規矩誰定的，沒人說得清，師父的師父就是這么一輩輩傳下來的。現在，黃齊成每天對著故宮收藏圖錄中的一件文物進行模仿雕刻，已經三個月了。這是他的前輩也曾經歷過的。

“做對事、跟對人，坐得住，熱愛一份工作再從事下去，仿佛是一場與內心的對話。”屈峰表示，年輕人有很多選擇機會，認真做事總有成功的一天。

但在史連倉心里，無論是老一輩的父親、50后的自己還是80后的謝揚帆和90后的黃齊成，在故宮里的工作都一樣，就是努力干好每一件活，修好每一件文物。

有修復師告訴記者，當下和清代宮廷的修復技藝、理念區別不大，只是工具、材料有差。

史連倉的桌面上擺著他的各種工具，每一樣工具都有些年頭，而這些工具的把手上，幾乎都刻著他的名字。這些不再光鮮的工具，每一件都是史師傅的老伙計，相互摸準了脾氣，用順了手，也有了感情。史連倉說不清楚從自己手里修好了多少件文物，而磨得锃亮的鋸邊，握得發黑的手柄，每一樣都替他記著。

老一輩文物修復師傅，基本是通過接班制進入故宮，在故宮修文物，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輩子的時光，他們有眷念、有感嘆。和屈峰、閔俊嶸這些中生代不同，年近60歲的史連倉對西三所有著太多的難舍之情，“新址是四白落地的現代化‘文物醫院’，有走廊，也有落地窗。但味道肯定是變了，我父親工作的時候就在西三所，我也待了37年，總有些情誼割舍不掉。”他說。

《我在故宮修文物》讓我們知道有這樣一群人，用孜孜不倦、一絲不茍的態度，窮盡一生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王津、史連倉那一代人對工作并無太多選擇，但對屈峰和閔俊嶸這樣的故宮中生代和謝揚帆、黃齊成這樣的新生代而言，時代是另一種面貌——經濟蓬勃，世界花花綠綠，多元的價值觀極具沖擊性。即便如此，他們大多人也選擇在故宮待下去。他們經常被問道“沒想過要離開嗎？”多數答案是：每個人內心都曾很掙扎，不斷自我掙扎、自我對話，再自我和解，于是堅持了下來。

在故宮，我們看到的是文物修復技藝的薪火相傳，領略到的則是人與物的相互陶冶與融合。單霽翔說，原本默默無聞的文物修復師之所以成為萬眾矚目的“男神”、“網紅”，打動人的不僅是“一輩子就心無旁騖地做這么一件事”，還有他們身上中華文化傳承的擔當。

紀錄片火爆后，故宮成為年輕人求職的熱門。在單霽翔看來，故宮的文物保護與修繕工作秉承的是“為未來時代保護今天”的使命，以及“最大限度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文物修復師修復殘缺，在使那些有形之器重新煥發生命力的同時，將附著之上的璀璨奪目的文化內涵與穿越時空的歷史價值傳承下去。蘊藏在工匠精神背后的，還有更深層次的精神內涵，那就是這個城市里許多人的夢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