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教授觀察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對人口的控制，已使人才開始更多地流向杭州、深圳、長沙、武漢等大城市。

他認為，“上海連續多年GDP占全國比重的下降、全國三大科學獎獲獎數以及重要專利數的落伍等，恐怕與上海長期以來的人口控制不無關系”。

北京市教委發布的《2016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指出，截至2016年10月31日，北京地區高校已就業的京外生源畢業生，有半數以上離開了北京。

陸銘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幾管齊下，科學規劃未來人口數量，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供給數量，改善供給質量；充分利用管理和技術的手段緩解城市目前存在的問題。

這些學者仍在思考的問題，在楊仁旺的生活里已經暫時不再成為問題了。他看中了昌平一家家庭式學堂，大兒子已經被他送去了那里的幼兒園，并將在那里繼續讀小學、初中乃至高中。

楊仁旺與戶口問題會時不時地相遇，但他的目光從不被戶口牽引著。“如果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就寄托在那個戶口上面的話，那相當于是無視了很多可能性，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那個很小很小的范圍里面。”

對于伍聲這樣，在戶口極難拿、戶口很重要的氣氛里浸淫了6年的人來說，擺脫戶口的框定并不容易。

在這讀了6年書，他可以準確地知道，這是他實現職業夢想最好的地方，也是畢業后讓他在物質上可能最匱乏的地方。而戶口，不過是在這里生活的一塊敲門磚。

2016年年底前，伍聲終于找到了一份能解決北京戶口的事業單位的工作。

去年11月，北京霧霾正濃。患有過敏性支氣管炎、過敏性結膜炎等五種呼吸系統和眼部疾病的伍聲，去朝陽區某國際小學主持活動。到學校時才發現，這所小學里有一個封閉的罩子，內部是不被霧霾侵擾的空氣系統。

這所學校每年的學費超過20萬元。那一刻伍聲突然覺得，“有資本才有更多選擇，比戶口能給我的更多”。

伍聲的腦海里無數次出現這個畫面：如果留在北京，按照有戶口的這家單位的月薪水平，“也許30歲時，我還在租個次臥或者一居，爸媽來了，他們睡床，我睡地上”。

他最終選擇了這樣的路：他拒絕了那家事業單位，準備接受外地的一份工作。“在我感興趣的領域內，按照狀態和常理，我兢兢業業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比起戶口把我拴著，再掏空家里的老底兒在燕郊買個房子，我沒辦法，只能離開。”

他說：“我應該不會留在北京，除非發生奇跡。”

（應采訪對象要求，伍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