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改良取決于不同的歷史情境

如前所述，革命與改良皆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選項。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段內，是采取革命的方式，還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取決于這一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基本國情。

馬克思是公認的革命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曾公開宣布，“他們（無產者）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然而，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對改良。他認為，在那些階級矛盾尚未激化的國家，工人階級有可能通過和平的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曾說道：“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在指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社會變革的同時，也指出了這一和平路徑的前提：“只有當該社會中掌握政權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來阻礙歷史發展的時候，歷史發展才可能是‘和平的’。”

顯然，改良能否順利推進并取得成功，需有其必備的社會環境。它取決于社會矛盾是否尖銳，社會各階層是否愿意妥協以避免發生激烈沖突，尤其是統治階層是否愿意作出妥協等一系列因素。歷史表明，在近代中國，舊秩序的頑強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使得新秩序難以經由和平的穩定的方式產生，人們只有通過革命來尋求建立新的秩序。近年來，出現了對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以及蔣介石的改革與妥協誠意任意拔高的傾向，這導致了對改良成功的可能性過于樂觀的估計，嚴重偏離了真實的歷史。

在對革命的質疑中，一個常見的理由是革命帶來了動蕩和混亂，認為辛亥革命雖推翻了皇帝，卻帶來了北洋時期的軍閥混戰與社會動蕩。必須指出，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并不必然導致混亂。將民國初年的混亂歸因于革命，這一直線型的因果結論并不成立。仔細觀察，民國初期出現軍事強人勢力的潛因在晚清已經養成，其割據正是舊勢力舊傳統在新社會的變異與表演，它恰恰與共和制度與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辛亥革命不是搞糟了，而是何等的必要，革命的任務又是何等的艱巨。掃除數千年封建專制的有形和無形的影響，正是辛亥革命的目標之一。

革命和改良皆有其必備的條件。離開主客觀條件，一味主張改良，或一味主張革命，都是不可取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場以“革命”名義進行的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必須指出，這場運動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我們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之稱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毅然帶領黨和國家走出誤區，以改革求發展，中國社會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革命與改良之爭，交織于中國近代史。客觀理智地反思近代以來的革命與改良，不僅對于正確認識中國近代史極為重要，對于中國社會今后的發展走向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王建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