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里，我隨全國政協調研組先后赴13個省市自治區分別就職業教育、民辦教育、扶貧攻堅中教育信息化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特殊教育、學前教育等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足跡遍布城市、農村、邊疆民族、連片特困地區。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只有深入調研，才能提出切合實際、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做到選題準、調研深、情況明、分析透、建議實。

每次參加全國政協尤其是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組織的調研，我希望利用參觀、走訪、座談等形式，用政協委員的眼睛去看，尋找經驗，發現問題。用政協委員的耳朵去聽，了解黨政關切和民生關注。還記得，2016年9月5日，全國政協赴江西省調研特殊教育，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縣永和鎮中心小學心理咨詢室，一位教師講述著教育唐氏兒、自閉癥患者碰到的問題及自己的“探索”。因為行程緊，旁邊有工作人員催促，我勸工作人員別急，讓老師說完，這正是我們委員應該聽的。用政協委員的嘴巴去說，講到關鍵處，參到點子上，如在天津召開的特殊教育座談會上，我圍繞“從傳統特教向現代特教轉變”的發言，受到與會者支持。

調研后，我希望利用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撰寫議政建言文章，提出對策。針對職業教育的調研看到很多地方熱衷鋪攤子、建房子，忽視校企真正融合的問題，我在調研文章中建議，職業教育必須要打通辦學方和用人方之間的聯系；重視職業教育“場景”作用，把教學活動置于職業場景中，用真實的技術、真實的設備、真實的案例、真實的項目來開展教育，才能取得實效。

學前教育調研時，我發現由于編制原因專業教師不足，造成很多幼兒園園長教師由中小學轉崗而來，不懂幼教規律，滿足于把孩子圈養在一起，學科化、小學化傾向嚴重，直接影響教育質量。為此，我提出改進幼兒教師編制核定標準，向農村傾斜；建立健全教師編制的動態管理機制。

在扶貧攻堅中調研中，針對發現的農村學校出現“空心化”現象，“麻雀學校”和“空巢學校”大量涌現，我提出加大對貧困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加強農村學校均衡發展的標準建設，建立生均經費、生均公用經費、校舍建設、師資隊伍標準。

在特殊教育調研中，我們發現各界認識尚有偏頗，往往將特殊教育窄化為學校教育，特殊教育體系中高中和職業教育是短板。針對此，我在撰寫的報告中建議，特殊教育體系要全面覆蓋各級各類教育；體系不光建在課堂和學校圍墻內，還要延伸到學校圍墻外；不能向普通教育看齊，而是要在“特殊”上做文章；要將學校小環境完善和社會大環境建設相結合。

幾年來，我立足本職，爭取把教育科研和參政議政有機結合起來。先后提出90多條提案，涉及教育、科技、文化、社會管理等領域，重點關注擇校問題、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異地高考問題、技工荒問題、民辦教育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等。其中“提升教育經費使用效益”、“培育核心價值觀”兩篇提案分別被列為2013、2015年全國政協重點督辦提案。健全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強化教育智庫建設、開展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等提案受到高度關注，及時被政府相同部門采納并轉化為政策。如關注多年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法問題，2016年正式通過三審，分類管理將自今年9月1日開始實施。而在今年年初，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實施細則》，這些文件進一步明確了對兩類學校的扶持政策，為民辦學校未來發展提供了方向和路徑。同時，教育部也明確提出，將把“推動各地出臺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制度文件”作為2017年工作要點之一，并準備召開全國民辦教育工作會議。

此外，我還先后被邀請在全國政協有關職業教育的專題協商會，全國政協以攻堅扶貧為專題的常委會和圍繞學前教育建言獻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上作發言，爭取通過發言和交流互動，把調研成果反映到國務院領導及國家各有關部門，借以推動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教科院副院長、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