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以前所未有的“規格”，公開通緝首批10名罪大惡極的人販子，打響了全國打拐專項行動的第一槍。人們很快發現，在10名A級通緝犯中竟有3人來自同一地區——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

近年來，在公開報道的公安部督辦級別的販嬰案件中，“文山”成了販賣嬰兒案件中的高頻詞，反復出現。

諸如2011年的“2·21”案、“11·07”案、“11·18”案，2012年的“7·18”案、“9·26”案、2013年的“3·03”案、2014年的“507號督辦案”以及河南的“譚永志”案等等。在多起跨境跨省的特大販嬰案中，似乎繞不開一個點——文山，要么是主犯中有文山籍人士，要么嬰兒的“貨源地”來自文山，更多時候是兼而有之。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東南部，與越南交界，邊境線長達438公里，約為中越陸上邊境線的一半。境內山地占到總土地面積的97％，幾乎都是以石頭為主的大山，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惡劣，人均耕地不足一畝，全州的8個縣都是國家級貧困縣。

屢禁不止的販嬰案

文山州的販嬰案第一次引起國家高層的重視，是在21世紀之后。

2000年春，《大地》雜志報道了云南省文山州富寧縣破獲全國罕見的“一條龍”特大販嬰案。當地警方卻因為缺乏經費，以及交通工具落后等原因，致使117名犯罪嫌疑人無法歸案，被拐賣的66名男嬰無法解救。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彭珮云看到報道后，于這一年的4月10日，將這篇報道隨親筆信轉寄給了當時的云南省省長，要求“加快辦案”。

省長親臨打拐第一線現場辦公，很快成立專案組，公安部將其列為2000年打拐專項斗爭中的第一批全國督辦大案，云南警方在通報中稱其為“萬里打拐大行動”。

最終，在廣西、廣東、河南、福建4省區的警方合力下，抓獲犯罪嫌疑人168人，涉案的嬰幼兒達75人之多，4名主犯最終被執行槍決。

就在文山州因“跨世紀販嬰大案”轟動全國時，龍乜村迎來了它的轉機。

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國際慈善機構救助兒童會之后與云南省公安廳、婦聯、民政廳等簽署了合作協議，以龍乜村為試點，探索多部門合作的社區預防婦女兒童拐賣模式——與其事后打擊，不如事前預防。

廣南縣政府也積極開展龍乜村的扶貧工作。這個倚靠國道的村組，建立起了“貨車運輸隊”，政府培訓了一批司機，并在村里興修了魚塘，支持村民發展起了養殖業。幾年間，脫貧效果明顯。

2003年，龍乜村販嬰發案率降為0，村部掛上了“省級文明村”的金字招牌。

就在龍乜村擺脫困境的同時，咫尺之遙的相鄰村寨卻取而代之，發展出了更多的“販嬰村”。2005年11月30日夜，在同屬南屏鎮的小阿幕村的巖上小組、田坪小組，一夜之間就被廣南警方帶走超過20名販嬰的村民，最終有十余人被判刑。

隨著文山販嬰案件不斷被披露，它們漸漸地呈現出了一個特點：極少有人主動報案。

當地警方的統計顯示，上世紀90年代之前，文山州舉報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案件很少，偵破也很少。從90年代開始，拐賣婦女案件舉報增多。2000年以后，偵破的拐賣案件重點從拐賣婦女轉變為拐賣嬰幼兒，但舉報的極少，致使偵破難度很大。各地的警方發現，文山州親生父母親自賣掉嬰兒成為普遍的情況。

以3名“A級人販”所在的文山州廣南縣為例，該縣是文山州的第一大縣，有81萬人口。據統計，近10年來，僅廣南一個縣的拐賣案件就占到云南全省總數的20％左右，廣南縣是文山州販賣嬰兒問題最突出的縣。

自2007年到2012年的5年間，廣南縣拐賣兒童案件共立案500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400余人，涉案嬰幼兒近600名，但得到解救的嬰兒僅有70多名，其中只有十余人在警方的幫助下找到父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經過多次轉賣，已很難找到回家的路；另一部分嬰兒，被貧窮的父母賣掉，即便被解救回來，父母也不敢相認。而真正被“拐”賣的兒童在文山則是少數——2007年，廣南只發生了一起偷盜嬰兒的案件，板蚌鄉的一對父母在熟睡中，孩子被人偷偷抱走。

被壓抑的彈簧

有些觀點認為，造成文山州拐賣現象的重要因素是當地多民族聚集所造成的特有的文化、習俗，但這種觀點遭到了云南省文山州人大代表羅永洪的反對。

作為地方文化和歷史研究者，羅永洪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文山州的拐賣現象并非自古有之。他認為，“從1979年起，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但是由于對越作戰的需要，位于中越邊境的文山州一直被作為戰區來對待，很長時間處于停滯狀態。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大批的駐軍從文山州撤離，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文山州才進入市場經濟中。拐賣現象的增多，也是從90年代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