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閉塞、貧困的文山州，經濟發展比全國大多數地區推遲了十余年，它像一個被壓縮到極致的彈簧，一旦打開，人們對于財富的欲望可能更快地使其沖破倫理的底線。

廣南縣和文山州其他的縣一樣，僅北部山區極小的范圍是土山，可以種植茶樹，而超過90％的土地為喀斯特地貌，裸露的巖石在山表面處處突起，怪石叢生，只能長一些雜木苔蘚。即便是農民開墾的土地也是肥力低，持水性差，只能耕作玉米、土豆等口糧糊口。純靠農業生產，很難養活日趨增多的村民，許多村寨遠離鄉鎮，山高路陡，一些地方直到2009年才通上電。販嬰問題正是集中在這樣的區域。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廣南縣就誕生了一批著名的“販嬰村”，龍乜村是其中一個典型。

1993年前后，溝通云南和廣西的323國道途經龍乜村，來自中國南方的養蜂人隨蜂遷徙到這里。為了擺脫貧窮，龍乜村的年輕女性隨養蜂人遠嫁廣東、福建成為一種潮流。幾乎就在這一年，返鄉的媳婦帶回了沿海城市的種種傳聞，其中最有價值的一條是“那邊的人都很有錢，不過，有的人家沒有孩子”。

而廣南本地一些村寨超生問題很嚴重，于是，村子里一些年輕女性就成為最早的人販子，她們以幾百元的價格買下這些小孩，帶到福建、廣東去，女嬰的價格在三千到四千之間，男嬰達一萬元左右。

一條心照不宣的財路點燃了龍乜村一些村民內心的貪婪。

每當夜幕降臨，323國道就成為龍乜人外出接頭的場所，他們在周邊村寨大肆收買嬰幼兒進行販賣，形成了以龍乜村為中心，輻射周邊村寨集收購、販運、轉賣為一體的拐賣兒童“專業村”，全村有70％的村民與省外人販子勾結，嬰兒在這里以商品的形式隱蔽地流動著。

天一亮，村子又恢復了寧靜。

1997年，龍乜村民小組上了公安部的打拐黑名單，警察一進村，村民們就四散逃避。

1998年春節前夕，警方開展了對龍乜村販嬰犯罪的集中打擊，一個晚上就帶走了45名涉嫌拐賣嬰兒的村民，查破販嬰案件74起，涉及被拐兒童104名，共處理涉案人員18名，其中判處刑期最高的為有期徒刑14年。

村里的男勞力幾乎都被抓去坐牢了。

打拐之難

文山警方試圖加大力度打拐，尤其是打擊親生親賣的犯罪，但總是力有不逮。

文山警方鼓勵舉報，在有限的資金中抽出一部分進行獎勵，每筆的獎勵額度為2500至5000元；他們還針對案發地多為少數民族聚集區的特征，特招了一些少數民族干警，以便于語言溝通。按照村（街）不漏戶、戶不漏人的原則，對轄區內失蹤兒童、婦女和來歷不明及疑似被拐賣兒童、婦女登記造冊，收集信息，逐人進行核實；對每起拐賣案件的偵辦實行 “一長三包制”，各縣、市公安機關明確專人，落實責任，案件不破，人員不撤；按照“誰受理、誰采集、誰送檢”的原則，一個不漏地采集失蹤、被拐兒童、婦女的DNA等等辦法，但效果并不明顯。

2007年，首個國家級“反拐”文件——《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08-2012）》出臺以后，文山州成立了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計生、扶貧辦等29個單位組成的反對拐賣婦女兒童工作領導小組，建立集預防、打擊、救助和康復為一體的反拐工作機制，他們動員了一個縣級政府可以動員的一切力量；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實用技術和務工技能培訓，幫助貧困婦女脫貧致富。但另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盡管文山州每年保持著10％的名義GDP的增長，但它薄弱的工業基礎和自然條件仍然是文山人面臨的現實困境。2015年,文山州的人均GDP為18669元，約為全國人均GDP的40％，即便是在不怎么富裕的云南省，也位列倒數第二位。

而在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間，文山公安部門共偵破涉拐案件1400余起，解救婦女兒童400余人。

而一個悖論是，由于東部發達地區存在巨大的剛需市場，近年來在多方打擊之下，嬰兒的價格反而水漲船高，仍有不少人愿意鋌而走險。文山本地拐賣兒童的空間在逐漸壓縮，一些文山人販子就逐漸把陣地轉移到最靠近市場的地方，脫離了戶籍地的監控，一切變得更為隱蔽。

令人欣慰的是，在販賣嬰兒問題屢禁不止的情況下，民間也自發出現了打拐行動。記者鄧飛在2011年發起了“微博打拐”行動，與些同時，網絡上幫助父母尋找的被拐子女的民間活動開展得轟轟烈烈，那些在逃的人販子的信息被網友公布在網上，幫助各地警方將搜查工作，使其變得更高效。

鄧飛在微博中寫了一句，“幫助找到人販子吳正蓮，再集資獎勵舉報5萬元。”結果12小時之內，這條微博被轉發7萬余次，其中包括籃球明星姚明、歌星孟庭葦等公眾人物。

2011年11月7日，首批A級通緝犯中的最后一位潛逃者吳正蓮被河南警方捉拿歸案。此時，距離她在強制措施監視下逃跑，已過去了3年。吳正蓮的老家距離龍乜村不遠。這個身高1.55米，瘦小的女子，一直是鄉鄰眼中隱忍的母親，而她在24歲的時候，就已販賣嬰兒11起。她帶著小女兒潛逃的3年間仍繼續作案，在2009年又參與拐賣兒童11次。在她改嫁后的家中，一個破敗的院子里，警察搜出的疑似贓款幾乎裝滿了一個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