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委員時強調：今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妥善應對、合力攻堅。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一些代表團審議時，他多次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充分說明，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必須抓緊抓好的一件大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必須確立的戰略思路。深入理解習近平同志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思想，應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了解其取得的成效，理清其面臨的難點，抓緊抓好今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意義

確立了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戰略思路，具有重要現實指導意義。經過近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從低收入階段跨入中等收入階段，并正向高收入階段邁進。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表現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面臨的突出矛盾是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習近平同志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癥下藥，從供給側發力，以改革創新促進產品和服務質量提高，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以優質供給激發并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立了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戰略思路，明確了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和工作主線，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解決供需結構矛盾、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為世界經濟走出發展困境提供了中國方案，具有重要國際示范意義。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了生產過剩、貿易收縮和低速增長的困境。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均采取了力度很大的刺激需求的措施，但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促使實體經濟持續復蘇，反而吹大了資產泡沫，給未來經濟發展留下巨大風險隱患。究其原因，此次世界經濟陷入困境的內生“病因”和歷史上任何一次都有所不同：不僅勞動生產率增速逐步放緩，而且供需結構出現了新變化。這使得曾經行之有效的單純的需求管理、供給管理和結構主義政策都難以奏效。中國提出并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體制機制，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中長期特征的結構性問題，引導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潛在增長率，增強可持續發展動能，不僅是解決中國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的治本良策，也是破解世界經濟結構性矛盾的可用藥方，對世界經濟發展具有示范意義。

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成果，具有重要理論創新意義。習近平同志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思想深刻、內容豐富，是系統的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和發展。首先，豐富了供給和需求的科學內涵，既不孤立談供給，又不孤立談需求，強調只有將供給和需求聯系起來考量，才能作出科學判斷。在區分有效供給和無效供給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給側結構，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其次，創造性地提出并構建了科學的理論體系，回答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問題。在分析供需失衡矛盾時，既強調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是主要矛盾，又強調供給要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的和歸宿。在推進思路方面，強調要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側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在政策主張方面，既強調以供給側管理為主，又注重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相結合，注重總量性宏觀政策與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和社會政策協調配套。這些科學思想，既區別于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需求決定論、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供給經濟學，也區別于里根和撒切爾主義的供給管理以及羅丹和劉易斯的結構主義政策。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深入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踐經驗所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表明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