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個稅討論頗為熱烈,引起較大反響,其實在2016年兩會期間,稅制改革就成為熱點問題之一,時任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個稅的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按照全國人大立法的規(guī)劃和國務院的要求,2016年將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的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個稅改革有望成為繼“營改增”之后,我國即將啟動的又一重大稅制改革。

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自1980年建立以來,至今進行過六次改革與修訂。從個人所得稅的歷次改革內容來看,除1993年三稅合一是屬于體制性改革以外,其它五次立法修訂均是對稅率和費用扣除制度的小幅調整,而非系統性、框架性改革。個人所得稅開征以來,雖然為政府財政收入做出了貢獻,但沒有能夠對貧富差距發(fā)揮社會期望的調節(jié)作用。有觀點甚至認為,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一定程度出現“逆向”調節(jié)的作用,即高收入者承擔個人所得稅相對較少,而工薪階層卻承擔較多,弱化了個稅收對收入的調節(jié)功能。這種狀況的出現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雖然個人所得稅收入規(guī)模保持較快增長,但占全部稅收的比重依然較低。二是目前我國實行分類所得課稅模式由于制度自身的缺陷,對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新一輪個稅改革主要目標是強化稅收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作用

從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指導思想來看,可以按照“提低、擴中、限高”的原則,使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但低、中、高群體收入者是一個相對群體,而不是一個確定性群體,會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的變化而不斷變化。

有研究認為,可以按年收入算,“低”是指貧困人口、低收入人群,收入最低的10%到20%的人群。“高”是指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中”就是中間那部分人,而且要盡量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這具體反映到個人所得稅改革方向上,就是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減輕中等收入人群的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同時調節(jié)高收入者,使其承擔相對更多的稅收負擔。

2010年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通知》中提出,年所得12萬元以上納稅人自行納稅申報是納稅人的法定義務,重點監(jiān)控高收入者相對集中的行業(yè)和高收入者相對集中的人群,建立高收入者所得來源信息庫,完善稅收征管機制。但是,該文件中并未曾提出12萬為高收入人群,僅提出年所得12萬元以上自行申報納稅。對于高收入人群,稅法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根據我國2011年修訂的個稅法案,工資薪金所得分七檔累進納稅,并未明確高收入人群。

應該注意的是,從稅收原理上看凈收入與高收入并不完全等同,個人所得稅理論上的計稅依據是個人的凈收入,即允許扣除取得收入過程中發(fā)生的合理費用。個人所得稅分類征收與綜合征收的主要區(qū)別就在費用扣除的方式設計上,是采用分類分項扣除還是綜合扣除。

新一輪個稅改革的三個改革方向

此輪個稅改革的方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fā)揮稅收調節(jié)居民可分配收入的作用,體現稅收公平,尤其是體現稅負縱向公平,即要在稅收上區(qū)別對待經濟能力或納稅能力不同的人。第二個改革方向是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和勞動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降低勞動者收入稅負水平,鼓勵勞動投入與實體經濟發(fā)展。目前我國對居民個人工資薪金月應納稅所得額8萬元以上適用最高邊際稅率45%,均高于發(fā)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分別是35%、40%、40%,也遠高于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印度、越南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分別是27.5%、13%、30%、35%,故此次個稅改革可以考慮減少累進級數,降低邊際稅率,體現“寬稅基,低稅率”的稅制改革原則。第三個改革方向是拓寬費用扣除范圍,使其更加合理化且接近民生,可以考慮包括將兒童撫養(yǎng)費用、老人贍養(yǎng)費用的列入扣除,從而體現社會道義。例如,對于高校學生而言,目前我國學生的勞務報酬按月費用扣除為800元,超過部分按20%繳納個稅,但并沒有考慮到學雜費用等對于學生而言是大額費用支出。第四個改革方向是建立更嚴密的稅收征管制度,加強對收入來源多元化、資產金融化群體的稅源監(jiān)管,加強國際反避稅合作,限制高收入人群在境內外通過轉移財產方式逃避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