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民間借貸的非正式性。

民間借貸具有非正式性，可能會存在類似于強買強賣的強行發(fā)放高利貸的情形，甚至涉黑錢莊的問題，所以實行利率上限管制，有助于防止其成為具有強迫性的暴利行業(yè)。相比之下，商業(yè)銀行等正式金融機構的放貸反而沒有利率上限。2004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宣布取消了貸款利率上限、存款利率下限。只不過如前所述，實踐中銀行會主動放棄“高利率、高風險”的業(yè)務。但銀行間市場的隔夜拆借利率時有突破年化30%的高數(shù)值，如2013年“錢荒”之際。

值得注意的是，規(guī)制高利貸的社會邏輯和不規(guī)制的金融邏輯之間，存在內在的緊張關系，就像最低工資制度可能導致勞動技能最弱的人被排擠出就業(yè)市場一樣。限制最高利率也可能導致信用風險高的人徹底喪失借貸能力。而在發(fā)生嚴重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情況下，用固定利率上限去管制，也會顯得不合理。

故而實踐中，借方如果還期待下一次能借錢的話，往往還是自愿接受比法定更高的利率。一些合法的高利貸也同樣存在，如典當業(yè)。19世紀末20世紀初， 美國紐約等大城市的典當行收取了年化高達300%至1000%的借款利率。須知，典當類似于質押貸款，按理來說利率應該比信用貸款低。高利率似乎不合理，卻由于為急需者提供了救急的機會，而甚至被譽為窮人的銀行家(poorman's banker)。我國商務部、公安部2005年《典當管理辦法》規(guī)定典當金利率須比照銀行貸款利率，同時允許收取月綜合費率，如動產質押典當?shù)木C合費率可以達到50.4%的年化利率水平。

規(guī)制高利貸催收的法律邏輯

高利貸引發(fā)社會關注，除了由于高利率約定本身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催收時往往伴隨暴力等令人不安的手段。欠債催收問題當然不限于高利貸領域，但高利貸本息金額高、拖欠多、借方還款能力弱的問題更突出，催收手段也更可能層出不窮。

一個法律的底線，應該是債務催收手段不能使用暴力。《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并沒有對肉體傷害、打罵、侮辱、猥褻、非法拘禁、綁架、限制人身自由、尋釁滋事、擾亂秩序、搶奪或破壞財物、泄露他人隱私的行為限定原因，公安部門就應該以行為的客觀外在表現(xiàn)來判斷是否應該予以介入和采取執(zhí)法措施，而不能以這些行為源于民商事糾紛而回避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