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償額與實際損失不匹配

姚輝指出，在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框架下，法院在判定企業名譽權是否受到侵犯時，多偏向于采取較高的證明標準，從而在大多數訴訟中，被侵權企業得到的實際賠償額與其遭受的損失往往難以匹配，甚至相去甚遠。

報告從案例實證的角度，也證明了姚輝的觀點。在對389件案件進行統計后，報告課題組發現，目前最高的賠償額是淘寶訴《IT時代周刊》一案。報告指出，目前賠到了30萬元。但是其他案件的賠償數額基本都在5萬元到10萬元這樣一個區間，而且多數是在3萬元以下。

上海瀛東律師事務所律師惠翔用“非對稱戰爭”來形容賠償數額低的窘況，“新媒體侵權于企業而言，就像病毒之于藥物，企業維權‘是用導彈打蚊子’”。

在從事律師這一職業前，惠翔有過16年的法官職業生涯。在惠翔看來，我國侵權法一直秉承“填補”原則，“懲罰”是例外。反映到立法層面，侵權責任法領域中一直未承認企業具有一般人格權，也就談不上精神損害，而企業名譽權受侵害的損失往往是新媒體侵權的最直接后果，但卻很難量化賠償。

“我們調研了北京市2010年至2016年企業商譽侵權糾紛情況，總體來看，賠償額基本上也就是5萬元至10萬元的范圍，但原告的損失卻不僅僅是這個金額。”白小莉介紹，有一些企業，在上市或者其他關鍵時刻，遭遇一些貶損或有一定傾向性的言論，導致股價大幅下跌，損失慘重。

“認知鴻溝是導致判決賠償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惠翔看來，新媒體侵權的后果早已超出了生活經驗法則的范疇，特別是民事法官，很難理解互聯網領域中流量即金錢的概念，也就無法從侵權者獲益這個角度去考慮賠償數額。“再加上因果聯系這個環節，怎么證明客戶流失或銷量下降一定與網絡名譽侵權直接關聯？”惠翔認為，如果在立法上不突破這個問題，很難要求法官用“相當因果關系”去解決此類證明難題。

同樣，在白小莉看來，侵權言論到底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損害后果的出現，這個證明難度非常大。在司法實務界，目前也是采取比較保守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