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深圳市交警局龍崗大隊民警在“為民路”執勤時，發現一輛小型普通客車違法停車，拍照并開具了違法停車告知單，對違停行為處500元罰款。但之后，車主賈先生先是申請了行政復議，復議維持處罰決定后又將交警龍華大隊連同市交警局告上法庭，緣由則系賈先生稱其當時因胸悶等身體不適臨時靠邊停車，人在駕駛位休息未離開車輛。目前，該案未當庭宣判。（5月18日 南方網）

一起并不復雜的案件，由于車主的“較真兒”而走上法庭，并因此具有了普法意義——交警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對違停車輛貼罰單？

有輿論認為，應當推動急病違停免于處罰，因為車主違停的危害遠小于“危險駕駛”。這顯然并非是問題的核心，且幾乎不具備可操作性——如何證明當時車主身體不適？身體不適就是違法免罰的理由？

此案的核心，其實是車主是否在車內。庭審的焦點也在于此，車主稱自己因身體不適靠邊停車，人在車內；而交警部門稱，當時駕駛位無人，所以貼了罰單。那么是否有證據呢？都沒有，交警部門承認，執勤民警也沒有用執法記錄儀進行記錄。顯然，作為被告一方的交警部門，被動了。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條的規定，交警貼罰單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一是妨礙其他車輛和行人通行，即違法停車；二是駕駛人不在現場或拒絕駛離。通常，交警在貼罰單時會給車輛牌照，以證明其違法停車的事實，但其實這只是證明了一個違法要件，如果沒有影像資料證明駕駛人不在或拒絕駛離，那么處罰就是有問題的。對于手握執法權的交警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完全適用，這意味著，一旦遇上較真兒到底的車主，那些平日漏洞百出的執法習慣就會成為對方的“把柄”，勝訴的希望十分渺茫。

帶個執法記錄儀很難嗎？真正的問題是懶惰與傲慢。懶惰自不必說，但只要敗訴的次數越來越多，很快就會改變；傲慢則是更重要的原因——我是執法者，會故意冤枉你嗎？更不用說執法記錄儀還有個弊端——可能留存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因此，每每出現不利于警方的質疑時，要么說沒帶記錄儀，要么就是記錄儀以各種奇葩理由壞掉了，總之就是“我沒錯，但沒視頻”。

事實上，執法記錄儀是化解爭議的利器，也是自身執法正當性的有力證據。現實也證明，在有些警民糾紛發生后，正是由于各種視頻證據的出現，才讓警察的正當執法在輿論中化被動于主動。既然有百利而無一害，記錄儀就沒理由不成為執法者的標配，相反，應記錄而未記錄執法依據的處罰都是可疑的，別忘了任何處罰都應具備兩個前提：一是處罰依據，二是違法事實——可證明的違法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