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消息，萬春芳和親戚們休息不超過一天，就立刻出發。沒有汽車，他們換了自行車、摩托車，終于趕到了60公里外的林州市。只要有橋，萬春芳就走下去看，像不像有人住過。有一次在一個不足5米寬的橋洞底下，她親眼看到沙地上有一行潦草的字，“看上去像是我父親的名字”，苦尋幾日的她渾身顫抖，覺得有些希望，但最終也還是沒什么結果。

父親這根頂梁柱沒了，生活的重壓撲面而來。追兇讓萬春芳離原來的生活軌道越走越遠。原本想做幼師的她放棄了學業，因為“情緒起伏太大，怕耽誤孩子。”她當過保姆，賣過手機，還因為“總發愣”丟了一部。最后，她跟著親戚出去，成了村子里第一個去南方打工的年輕人。

她成了一名普通女工，上了流水線，一天做12小時工，“像羊一樣”待在工廠的圈子里，每個月等待發工資那天。她擺脫不了失去父親的陰影，在做工時會突然哭出聲，別人開玩笑的一句“神經病”在她耳中也仿佛說的是自己。

在同鄉尹雪（化名）的眼中，這個當時只有17歲的女孩透露出和年齡不符的窮酸、老態，成天哭喪著臉，不愛說話，攢的錢從來不買新衣服，每天最多舍得買5角錢的粽子當早餐。

她滿腦子想著賺錢，認為“有錢了事就好辦了”。在電話亭用IC卡打電話時，她才會用家鄉話詢問母親和爺爺，“兇手找到沒有”，但家鄉親人的回復都是否定的。

在家里種地的母親和爺爺常常去派出所詢問，但得到的回復總是“人都跑了，我們也沒辦法。”

曾經是萬廣慶案出警人的當地警察郭紹平，和當年的輝縣公安局特警薛姓大隊長之前都向《民主與法制時報》表示，他們為追兇付出了巨大努力，除在輝縣尋找秦鵬外，還在安陽林州市以及山西省尋找，但始終無下落。一兩個月后，警方將派出的警力收回。

漸漸地，親戚們也一個一個地回到自己的家里，萬春芳理解他們，“大家都不容易，有一大家子要養活。”

但她和爺爺不肯放棄。回家時，萬春芳常常等夜深人靜后，跟著爺爺繞過半個村莊，去秦家屋子聽墻根，試圖尋出一些端倪。

因為“聽力沒爺爺好”，年少的她在黑暗中蹲著，豎起耳朵努力地聽，卻依然什么也聽不到。

直到現在，在已過世的爺爺留下的破舊不堪的萬年歷里，還留著當年每一次的追兇記錄。從1997年案發當日起至1998年萬春芳去深圳打工期間，紅藍色圓珠筆把日歷的空白處標注得密密麻麻，每次只有一句話：“×月×日，追兇至某地，路人說見過”。不多一詞，也不少一句。記錄一直延續到秦家人搬走。

最后一次追兇，是他們聽到傳聞說秦鵬逃到了山西。祖孫倆就一路向西出發，“翻過一座又一座山”，來到山頂上一個沒幾戶人家的村莊。沒帶干糧，爺爺央求村民給自己的孫女盛了一碗稀飯。然而，追兇卻在這里斷了線索。萬春芳不記得那天自己的腳有多酸，只記得自己的心沉沉地墜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