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從浙江省財政廳獲悉，該省財政廳、物價局聯合印發《關于清理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有關政策的通知》。據測算，此舉將為該省的企事業單位和個體經營者以及有關社會民眾每年減輕負擔約１３億元（７月４日新華社）。

浙江取消省級涉企等行政事業性收費，每年減負１３億元，對于企業和民眾來說無疑是個“大禮包”。而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本身就是深入推進收費清理改革的需要，體現了簡政放權、規范權力的要求。

事實上，這些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進一步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從中央到地方也不斷亮出減免的“成績單”。但也要看到，不論是取消收費還是暫停收費，由于部門利益難以觸動，因而好政策會在一些地方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境地。甚至對于明確取消的行政收費，一些地方的行政部門仍將其緊緊攥在手中。比如西部某縣去年發文向機關企業征收“綠化費”，但其實該行政事業性收費早在２０１３年就已被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叫停。毫無疑問，一些地方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卻卡在“最后一公里”，這種現象急需整改。

要讓一些政府機關單位擺脫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的慣性，需要面對復雜的博弈，需要有應對舉措。一方面，應加大財政保障力度，保障工作正常開展。另一方面，應加大監督查處力度。各級財政、價格部門對不按規定取消和停征相關收費的，按有關規定給予處罰，并追究責任人的行政責任。此外，各地要實施目錄清單管理。對清理后保留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由中央和省兩級編制目錄清單，明確項目名稱、設立依據、收費標準等，分別在財政部和省級財政部門網站上實行常態化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監督。

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之后，關鍵是要得到落實，即通過具體措施來保證這些行政事業性收費真正取消和停收。改革不斷深化，簡政放權在“深水區”越走越深。消除制約簡政放權向縱深推進的阻礙因素，應從立法源頭確保“收費法定、依法收費”，做到行政收費于法有據；應不斷在體制機制上破除圍繞行政事業性收費形成的部門利益鏈條，最終全面落實行政權力運行的法治化。

此外，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并不意味著提高效率、簡化程序的完成，只有把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部門的服務意識、剔除濫用公權行為的行動結合起來，多管齊下，才能切實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同時，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必須加大監督力度，防止出現政策落實的梗阻。

總之，政府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收費法定”和實現行政審批中的“零門檻”。期待各地在發布減免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通知的同時，能及時出臺相關的跟蹤監督措施，明確相關的問責制度，鞏固改革成果，由此才能實現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總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