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獲得的材料

2011年8月17日，高春河代理楊某某向北京市國立公證處提出申請，對前述繼承公證提出異議，申請復查。

9月13日，國立公證處書面回復稱：2010年8月2日楊某某由兒媳陪同公證，被兒媳要求不對楊心理產生刺激，回避了高某某死亡的事實，而是采取了回旋交談的方式征求對高某某夫妻共同財產的處置意見，以此達到楊某某對兒子財產不予接受的意思表示。公證員考慮公證程序完整性，提出再次見面談話。8月16日，楊再次來到公證處，公證員將高某某死亡的事實告知了楊某某，楊表示認可并對兒子財產做出不予接受和索求的意思表示。

回復還表示，公證員代為填寫公證文件，是公證實踐的慣例，根據當事人的臨場表現作出，是公證實踐所不禁止的。因此，兩份繼承權公證書不予撤銷。

繼承權的官司也有了結果。2012年4月28日，海淀法院一審判決駁回楊某某的訴訟請求。

法院采信了上述公證書，認為楊某某于2010年8月2日、8月3日、8月16日三次作出放棄繼承聲明時不能確定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楊某某已對繼承權進行了放棄處理，現要求繼承不予支持。

高春河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市一中院”）。

2012年8月初，高春河再次申請復印公證材料。

2012年8月27日，北京市國立公證處再次予以拒絕，理由是高春河的弟媳“多次向承辦公證員表示對其提交給公證處的有關個人信息予以保密”。

《公證檔案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凡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公證密卷檔案，以及當事人要求保密的公證檔案，一般不得借調和查閱。特殊情況必須查閱的，須經當事人同意后，由公證處報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批準。”

高春河說：“我母親是當事人，我是她的代理人，依照這個規定，我當然有權查閱檔案！”

多次向北京市、西城區司法局投訴，撥打北京市政府服務熱線“12345”后，2012年9月13日，國立公證處只將涉及楊放棄繼承的公證書復印件提供給高春河，仍沒有提供其他的案卷材料。

這時候，高春河才知道公證書多達17份。

在此期間，高春河多次提出公證復查申請，國立公證處均書面答復稱，“經研究決定，公證書并無不當之處，不予撤銷。”

北京市公證協會也作出了相同的答復。

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一中院駁回楊某某的上訴，維持原判。

2014年3月14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該案的再審申請。

“公證處不讓你查檔，找不到公證違法的證據，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全部敗訴，像大山一樣壓著我們。”高春河說，“當時真絕望了。”

二審敗訴后不久，楊某某病逝。

艱難獲得的證據

2014年5月，歷經多方投訴，經公證處允許，高春河得以查閱了部分公證卷宗，觀看了楊某某辦理公證時的錄像。他發現，錄像明顯經過剪輯。

他從公證處拿到了錄像的DVD光盤，隨后申請司法鑒定。

當年7月25日，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司法鑒定中心出具鑒定意見，“光盤視頻存在10處不完整”。

9月12日，設在上海的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出具鑒定結論：錄像多處不連續，在12分52秒前后語義不連貫，在5分18秒時老人語音突然中止。

鑒定報告還顯示，文件的創建時間、修改時間、訪問時間均為2011年4月4日11時許，距公證時間已過去半年多。

因為這兩份鑒定，2014年11月26日，高春河從公證處取得了更多的材料，包括談話記錄、國內公證案件審批報告、公證文書送達回執、楊某某家庭錄像光盤一張、病歷卷宗一冊等。

在這些案卷材料中，高春河發現了更多的問題。

2010年8月2日，楊某某還不知道兒子已經死亡，當天公證員馮躍也未告知她兒子死亡的事實，楊就已經填寫了公證申請表、《放棄財產權利聲明書》，并制作了詢問筆錄。

高春河質疑，一個不知道兒子已經去世的人，怎么會申請放棄繼承權？

在公證材料卷宗的病歷里，高春河發現了母親住院的病案，確診日期為2010年11月14日和2011年1月7日，卻出現在了2010年8月的公證材料卷宗中。

這明顯是后塞進去的。

針對諸多疑點，高春河再次申請公證復查。

2015年1月12日，國立公證處再次予以拒絕，理由是：楊某某已經病逝，高春河不是繼承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

因為錄像被鑒定為篡改，高春河要求公證處出示原始錄像。

2015年3月3日，高春河終于拿到了原始錄像。對比發現，公證處提供的光盤中刪除的多處片段，均為楊某某表現明顯癡呆，語無倫次，顯示出沒有正常認知能力的片段。

高春河還發現，公證員偽造了詢問筆錄。

如公證員馮躍問楊某某：“前兩天不是上我這來過一次嗎？把他們倆的財產說一下是不是？”

錄像中，楊某某呆呆地發出了一聲“噢”。

然而，詢問筆錄卻顯示楊某某回答：“好，我想起來了，我來過，這是辦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