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這是我們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關(guān)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對于擁有96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chǎn)黨而言，即將召開的十九大是新的歷程、新的考驗、新的歷史起點和新的歷史節(jié)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fā)。”在這個新的歷史節(jié)點即將來臨之際，我們邀請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李穎研究員，與我們一起走近黨代會，回顧黨代會的歷史，總結(jié)黨代會的作用，汲取繼續(xù)前行的動力。

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么推選出來的

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

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等人的建議，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即，他們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旅法、旅日華人中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大會。

接到開會通知后，除了旅法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因為路途遙遠來不及派代表回國參加，其他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都積極響應(yīng)，推派代表。由于當時黨正在籌建之中，還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章制度和嚴格的組織手續(xù)，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活動特點也不盡相同，黨的活動又處于秘密狀態(tài)，因此各地代表的產(chǎn)生方式有所不同，到達上海的時間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后，馬上開會討論人選問題。劉仁靜后來回憶說：“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shù)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張國燾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需要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因此在代表產(chǎn)生后，他便立即動身赴上海。劉仁靜則在1921年6月底才動身，他與鄧中夏、黃日葵同行，從北京乘車南下，于7月2日到達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南京年會。隨后，劉仁靜離開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時已是7月7日左右。

長沙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據(jù)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記載：“午后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謝覺哉在1952年回憶此事時說：“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的大會。”

武漢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陳潭秋后來回憶說：“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chǎn)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

濟南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過濟南時下車停留一天，約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詳談了一次。張國燾離開后不久，他們也乘火車南下，大約在6月下旬到達上海。

廣州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黨員譚植棠家中召開會議，推選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廣州黨組織的成員外，陳獨秀、包惠僧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推選陳公博為廣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勵莊從廣州出發(fā)，經(jīng)由香港轉(zhuǎn)赴上海。陳公博在1944年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赴上海參加會議。

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也向旅日華人中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員如東京的施存統(tǒng)、鹿兒島的周佛海發(fā)了信。這時，施存統(tǒng)到日本時間不長，功課也緊，便推薦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周佛海后來回憶說：“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陸續(xù)來到上海。除陳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外，大多數(shù)住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后改為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nèi)。博文女校開辦于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徐宗漢，校長是黃紹蘭，約有學生100人。李達夫人王會悟承擔了為外地代表安排住處的任務(wù)。

至此，13位代表會聚于上海這座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就要發(fā)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