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利華(單位: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消除貧困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帶動貧困減緩的同時,自1986年起,實行了政府主導的大規模脫貧攻堅行動,先后經歷了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以及自2013年開始的精準扶貧。依靠易地搬遷扶貧、生態補償扶貧、教育扶貧、社會保障兜底扶貧等手段,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每年減貧人口在13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時至今日,扶貧已進入深度貧困的攻堅階段。截至2016年底,按照現行標準,我國依然存在4335萬深度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存環境惡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口大的老、少、邊、窮地區。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強調:“脫貧攻堅工作進入目前階段,要重點研究解決深度貧困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客觀認識并精準識別深度貧困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和前提。

近十年來,對貧困的認識已經從單一的收入貧困發展到包括能力貧困、環境限制、權利剝奪、文化差異等維度在內的多維貧困。在此基礎上,精準識別深度貧困的基本原則有兩個,一是貧困瞄準要從能力貧困入手;二是貧困分析要突破靜態的截面研究思路,以動態的思路和方法區分暫時貧困和長期貧困,關注貧困人口在不同時期貧困狀態的變化過程。以這兩個標準,可以界定深度貧困的基本特征是“貧困程度深且長期陷于貧困狀態”。“貧困程度深”指的不僅是物質匱乏,深度貧困人口在投資理財意識、教育機會、飲水衛生及健康、社會資本、社會排斥等能力指標上均落后于平均水平。“長期陷于貧困狀態”指的是無力擺脫目前的匱乏處境,即使暫時脫離了貧困狀態也很容易返貧,同時由于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體系等“亞文化”的影響,貧困人群的后代極易陷于貧困,表現出明顯的代際傳遞特征。

深度貧困人口為什么會陷入長期持久的惡性貧困循環狀態而難以擺脫?為什么在我國已經進行了長期大規模扶貧行動,且經歷了2013年開始的精準扶貧以及2015年的幾次“回頭看”,貧困人口基本得到精準幫扶的情況下,深度貧困人口依然存在?從具體情況看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沒有勞動能力,導致“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的因病致貧與返貧現象。這種情況在剩余貧困人口中的致貧比例從2013年的42%上升到現在的44%,涉及1200多萬個家庭。雖然目前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互助醫療制度建立了基本的醫療保障體系,但沒有實現精準化瞄準和管理,降低了扶助效果。

其次,有勞動能力但不認為自己貧困,沒有脫貧的愿望,或者有脫貧愿望但缺乏脫貧的勇氣和行動。由于對待事物的認知不同,部分貧困人群滿意于自給自足、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或者由于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受文化習俗、思維定勢和價值取向的影響,對貧困產生了自適應和自我維護,缺乏走出困境的勇氣和想法。這種文化屬性與資源匱乏、環境惡劣等其他屬性之間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聯系。

再次,有勞動能力,有脫貧的愿望,但缺乏謀生技能的能力制約型貧困。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知識更新和獲取的能力,或者沒有接受相應的職業技能培訓,貧困人群缺乏專門知識、沒有專有性人力資本,無法在競爭性的經濟活動中獲取收益。

最后,有勞動能力但深受環境條件制約的資源匱乏型貧困。由于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環境資源匱乏的地區,形成了從屬于連片貧困區、貧困縣和貧困村的大規模貧困人群。生態環境脆弱、地理位置偏僻、基礎設施薄弱、資源稟賦不足導致要素流動困難,生產風險加大;而封閉的環境又導致這個群體普遍缺乏市場意識和風險意識,遠離現代文明,環境適應性差,移民搬遷扶貧等手段反而會加劇貧困,而一般性產業扶貧手段雖然能保證地區資源的資本化利用,但無論在生產還是分配環節,貧困人群實際上都被排除在外,很難有效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