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全球經濟遭受重創,進入了低增長、高風險的“新平庸”;經濟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孤立主義抬頭;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加速變革,發展中經濟體話語權逐步提升;實體經濟再受重視,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步伐加快……

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在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標志性事件

更具深遠影響的是,這場危機讓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燈塔”,成了展示資本主義制度缺陷的“櫥窗”。十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面臨著內部斷層和社會撕裂的困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具有難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

“歷史的火炬似乎正從西方傳給東方。”正如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高級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言,在這場全球金融動蕩中,西方在衰退,東方在增長;西方充滿擔憂,東方滿懷希望。金融資本主義走到了跨不過的溝坎面前,其制度性的弊端,必然會讓人們發現,實現現代化的制度,絕非只有西方這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統治”的動搖,加速著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革命性轉進。

“中國贏了(China won)”

不久前,美國《時代》周刊用這樣一句話的簡體中文和英文,做了亞洲版的封面。這篇封面文章的作者伊恩·布雷默說,這是《時代》周刊封面第一次出現兩種語言。其中的暗喻就是,盡管目前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已在走下坡路,而中國正在穩步趕超美國。

布雷默是全球知名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創始人。他毫不諱言地指出,雖然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權很可能還會持續多年,但美國實力的支柱——美國的軍事同盟、貿易領導地位以及推廣西方政治價值的意愿——正在逐漸消失。

在他看來,這一結局最直觀的起點,是十年前從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引爆并毀滅了50萬億美元市值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場源自美國的金融浩劫,對全球格局產生了遠超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他在文中感嘆:“就在5年前,西方一致認為,中國總有一天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來維護政體合法性。但是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甚至比二戰后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更加完備,更可持續。”

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馬丁·雅克也作出了類似判斷:人類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革時代,其兩大鮮明特質,一是發展中國家將成為全球政治和經濟的主要力量,二是中國在其中充當了最重要的角色。他說,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力量從美國向中國轉移的一個重要和關鍵時刻,加速了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提高”,“這個進程非常迅猛,發展速度完全超過了人們的想象。”

回望陰霾未除的危機十年,肇始于美國華爾街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前所未有地改造了世界發展格局:全球經濟遭受重創,進入了低增長、高風險的“新平庸”;經濟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孤立主義抬頭;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加速變革,發展中經濟體話語權逐步提升;實體經濟再受重視,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更具深遠影響的是,通過這場危機,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具有難以克服的內在制度性缺陷。

今天,國際金融危機的陰云仍然籠罩。但是,人們已然注意到不同制度在這場風暴中的不同表現。歷經十年的調整與變革,中國持續穩定發展并率先拉開全方位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變革,尤其是十八大以來全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全球經濟“危中求機、化危為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朝著更加健康、更富活力、更加公正的新時代前進。

“國際金融危機是舊國際格局和西方發展模式各種病癥的集中體現。”采訪中,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韓保江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十九大報告事實上已經就如何徹底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給出了中國方案,這就是,“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他說道,“這場史所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搖醒了世界人民。”十九大報告強調,“世界命運握在各國人民手中,人類前途系于各國人民的抉擇。”同時指出,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世界經濟“新平庸”十年

今年8月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報告說,其追蹤的所有45個國家今年有望實現經濟同步增長,這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10年來的首次,即便過去50年也很罕見。對此,有樂觀者認為,全球經濟終于漸次擺脫危機陰影,進入復蘇換擋的關鍵階段,并有望借助政策搭配的重心轉移,實現從“脆弱慢增長”向“穩健快發展”的狀態轉換。

“即便如此,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歷經十年磨難才終于迎來復蘇的拐點。”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談到,這場危機持續時間之久、波及范圍之廣、導致損失之重、復蘇過程之難,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

2013年7月,美國達拉斯聯儲的兩位研究人員在其發表的文章中,嘗試對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的成本進行了計算。結果表明,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這一數值也高達14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美國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毫無疑問,這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在中央黨校教授趙曜看來,這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規模大。此次危機不是一國性的,也不是區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始于美國的這場危機,很快波及世界,多國先后遭殃。

其二,范圍廣。此次危機不僅僅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而且還引發了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信任危機,是一種全面性的危機。

其三,時間長。從歷史來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周期性的,危機延續的時間一般也就是兩三年。相比較而言,此次危機持續時間之長,“在許多經濟學家的記憶中是沒有的”。

其四,打擊重。每一次危機都是對世界經濟的一次打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此次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對世界經濟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設立的衡量標準,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英國倒退了8年,美國倒退了10年,希臘倒退了12年多,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趙曜表示。

過往十年,各國一連串大劑量注入流動性的量寬政策刺激,讓世界經濟短期內避免了陷入更大的經濟災難,但復蘇長期疲軟無力的艱難景況遠超“大蕭條”時代,以致被IMF總裁拉加德稱為“新平庸時代”,成了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常態。

從經濟增速看,2009年至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于危機前五年1.6個百分點。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2016年僅為3.2%,是六年來的新低。

從全球貿易看,危機之前的20年,全球貿易年平均增速約為6%。2012年以來,這一增速連年低于3%,貿易增長持續疲軟,去年更創下了1.3%的危機以來最低增速。由于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貿易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拖累。

從通脹狀況看,危機爆發后,全球主要經濟體基本都實行了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進入低利率乃至負利率時代。然而,通脹水平卻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流動性陷阱使全球經濟整體上處于通貨緊縮的壓力之下。

“這說明,危機前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先后進入換擋期,全球經濟缺乏新增長點。與此同時,又面臨著結構性改革滯后、有效需求不足、生產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的挑戰。”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閆敏看來,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