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不朽的美術經典，其最動人的魅力，在于生動新穎的藝術語言中，飽含對生命的贊美、對美好人性的謳歌、對人生理想的抒發，以及對祖國深深的眷戀，充滿濃郁的家國情懷。恰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所指出的：“擁有家國情懷的作品，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蘊含在中國古代優秀文學藝術中的家國情懷，更應體現在中國當代美術創作中。

承揚精神傳統

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綿延不斷，根植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家國情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家國情懷，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底色，也是中國當代美術最應承揚的精神品質。

中國當代美術，自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繁榮景象——主流藝術蓬勃興旺、實驗藝術勁頭十足、大眾藝術煥發活力，涌現不少動人作品。特別是在近些年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展”“中華史詩美術大展”中，能夠看到很多美術工作者用飽含深情的畫筆，為今人展現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輝煌的文明、優秀的傳統精神，使觀眾感受到延綿于中華文脈深處的家國情懷。這種家國情懷，使中國當代美術創作，彰顯迥異于西方當代藝術的價值取向和審美特質。

應該看到，在多元化的中國當代美術格局中，也呈現一些諸如沉迷或囿于個體感性欲望彰顯，以及局限于日常生活表象的獵取等創作傾向。這些傾向，與文藝的人民性要求相去甚遠，也與我們優秀的藝術傳統相悖。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背景下，消費文化、娛樂文化呈現一種活躍景象。這在更大的層面上滿足了人們不同的審美文化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藝術的內在精神與象征意義，使藝術創作呈現極力彰顯個體感性欲望，關注生活表層化的價值取向。當這種價值取向的大眾文化在西方甚囂塵上之時，鮑德里亞等西方當代文化學者便以一種反思與批判的態度，提醒人們對這種新的“部落神話”要保持足夠的警覺。這種在西方當代文化中不斷被質疑、反思、抵御的文化景觀，卻在中國的當代美術格局中有所浮現，讓藝術在欲望的彰顯和平庸的快樂中，消解承載文化記憶、彰顯人文關懷、激勵人們向善求美的價值取向。

中外美術史上的美術經典，無不超越個體感性欲望與生活表象，表現天地人生之美，表達無盡的時空慨嘆、對現實人生的思考、對他人命運的關懷；無不高揚深刻雋永的人文精神，在自我經驗的抒發中，折射出時代精神和人生思考。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蘊含于中國傳統文脈中延綿濃郁的家國情懷。這種情懷，在中國現代藝術的進程中得到極大宏揚。

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美術開啟現代化進程。一批文化精英、仁人志士在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探索民族救亡的過程中，將批判鋒芒直指元代以來“率皆簡率荒略，而以氣韻自矜”的文人畫，呼吁并引領藝術從超然遁世轉向現實關懷，從遣性怡情轉向為人生而藝術，從筆情墨趣的把玩轉向為民族而抒寫。許多有作為的藝術家，將自己的藝術興趣、藝術追求與國家民族命運維系在一起，與社會現實與時代發展聯系在一起，用各種藝術形式記錄時代風云，表現現實生活，表達人生感受。特別是在國難當頭的抗戰時期，許多藝術家走出“象牙塔”，奔赴抗戰前線，走進邊區鄉村，以筆為槍，用畫筆和刻刀去表現火熱的救亡斗爭、呈現大眾救亡的熱情。如曾履職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呂斯百，明確表示在藝術上追求的最高目標是“崇尚偉大”，他要求師生們在內憂外患的境遇中去思考“何以表現民族性的偉大犧牲精神，如何激發志氣而垂示子孫”？1936年畢業于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黃茅認為，抗戰是時代情感的總匯，個人情感當以時代情感為依歸，“今日為抗戰決定的感情絕不是附庸風雅，而是積極的戰斗的革命精神”。正是在為爭取民族解放而藝術中，許多美術工作者成就了自己的藝術和人生。可以說，他們用藝術的方式，高揚民族集體的奮爭精神和自強意識，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美術最重要的精神特質和創作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