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敖虎山,仿佛一個進入領地的王者,四下巡視著。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術室的冗長甬道里。

◆敖虎山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醫藥衛生委員會、科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主任醫師、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秘書長,國際心血管麻醉醫師學會理事,北京市健康科普專家。

敖虎山是一名麻醉醫生,就職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的年頭,按照中國人生肖計歲的傳統方法,今年已滿兩輪。這個數字,無比接近他一兒一女年齡的總和。

雖然經常出于社會身份的需要,敖虎山會出現在一些政治場合和公益活動中。但應對“場面”上的人和事,他身上總有顯而易見的自持和難以擺脫的端謹,難以徹底與當下融為一體。

而在手術室里,他不動聲色卻掌控著全局。

在監測儀器滴滴嗒嗒的背景聲里,敖虎山一邊放松地跟手術臺上的病人拉著家常,進行語言安撫和轉移,一邊有條不紊地操作著排成一列的麻醉注射器,里面準備了種類不同、分量不等的麻醉劑。他往病人靜脈通路里輸入液體,進行著麻醉誘導。漸漸,麻醉劑開始發揮效力,病人的聲音漸漸放緩、變小,進入深度鎮靜狀態。

一旁的助手接好了各種管道和儀器,并借助喉鏡,把導管插入病人氣管,“這是保命的通道。”順著敖虎山的手指方向,通過可視喉鏡,病人口腔里的狀況一清二楚。

敖虎山不再說話,眼睛緊盯著監測儀屏幕,監視心電圖、血壓和血氧的變化。指揮著助手,通過儀器,做藥物調節……此刻的他,仿佛一個進入領地的王者,四下巡視著。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術室的冗長甬道里。

保命大夫

多人共享的辦公室右側,有一窄溜兒空間,關上門,就是敖虎山的獨立空間,因為擁有這點不一樣的“特權”,這里被稱為“政協委員的辦公室”。等待手術或工作間隙,他會坐在這里喝喝茶,通過一側的半落地窗朝外眺望,身處西二環,窗外是望不到頭的城市建筑。

西方影視劇里,麻醉醫生總與高薪、體面緊密相連。但中國的麻醉醫生,近年頻頻登上新聞的卻不少與過勞、猝死相關。改革開放40年的快速發展,隨著群眾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們對自身健康程度空前關注,就診患者數量與醫生數量被差異化拉大,尤其是麻醉醫生,往往承擔著超負荷工作。但現實的骨感還在于,往往手術一結束,外科醫生可以脫掉手術服休息,跟進了整臺手術的麻醉醫生還要繼續確保病人安全醒來。

就是這么一臺臺手術做下來的敖虎山,不由感慨,“當麻醉大夫就是在走鋼繩,不能絲毫放松。”

外科醫生治病,麻醉醫生保命。人體之間的差異性很大,對于同樣的麻醉藥,有的人過敏,有的人超敏,藥物的不良反應也因人而異。為了達到“盡可能讓他們不痛,還必須保證他們能醒來”這個看似簡單的要求,麻醉醫生要在病人睡著后,時刻關注著監測儀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心電圖、血壓、血氧……因為,哪個數據偏離正常,生命就會出現危機。如果原因得不到正確判斷和解決,生命就會無聲無息地離開。

麻醉醫生的職責,就是悄無聲息地糾正異常的生命數據,讓生命循著軌道繼續運行。

盡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病人在手術醒來后,對著外科醫生千恩萬謝,卻并不清楚,給自己“打一針麻藥”的麻醉醫生也是幕后英雄。

關于“打一針”,曾有個經典故事。

美國曾有一場關于麻醉醫生該不該降薪的電視辯論,大多數人一邊倒地支持給麻醉醫生降薪。這時,出席辯論會的麻醉醫生說了一句話:“其實我打這一針是免費的……”全場立刻安靜下來,他接著說:“我打這一針是免費的,我收的費用,和我拿的薪水,不過是打完針后看著病人,不讓他(她)因為麻醉或手術出血而死去,并保證他們在手術結束后能安全醒過來。如果你們認為我拿多了,也沒問題,我打完針走就是了。”

誠然,讓每一個病人按計劃睡去,再按計劃醒來,是衡量麻醉醫生是否優秀的職業記錄,敖虎山也深知這行的隱蔽性。有人曾說:“工作有時很難找到成就感,除非出了人命,否則旁人很難看出水平的差別。”

尤其在現在,技術的不斷進步,讓醫生的操作更加便捷。在阜外醫院的手術室里,如今早已配備全方位監測設備,還有自動給麻醉藥的設備,一方面,這些設備替代了麻醉醫生的手動操作,同時也減少了手動操作的實踐機會。

盡管每天接觸外科手術,敖虎山依然“固執”地認為,“人的身體原件是最漂亮、最完美的,千萬別上手術臺讓我給你做麻醉。”尤其這十來年,敖虎山看到越來越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因為心血管疾病,不得不躺到手術臺上進行手術時,他心里常常是沉重且惋惜的。

“年輕時在市級醫院,凌晨兩點手術做完了,就開始學習。”20世紀80年代畢業后在烏蘭浩特市級醫院參加工作的敖虎山,是下了一番功夫考到中國醫科大學,正是這個持續了一年的“沖動”,讓敖虎山后來的人生與心血管建立了聯系。

回憶1991年碩士畢業時,那時全國麻醉碩士研究生都很少,敖虎山來到北京找工作,到處都搶著要。又因老師曾說過,“心血管麻醉是所有麻醉中技術難度最高的。”心氣高的敖虎山就奔著心血管專科醫院——阜外醫院而來。

彼時面對著醫院里來往的眾生愁苦,敖虎山勁頭滿滿,挑戰在他而言,無非促使他更專注地投入工作,“我知道怎么救人,就不可能讓病人心跳停止。”也因為,那時的醫患關系不像今天這樣,醫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時,不用懸著一根自保的弦。

高級“乞丐”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民大會堂首次設立“委員通道”。3月10日,敖虎山委員手提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縮寫為AED),站在委員通道上,向新聞記者們講述了一個故事。

兩年前,敖虎山的一位好友心跳驟停,身邊沒人會心肺復蘇急救,即使單位就在醫院對面,急救車到達時,也已錯過最佳時間,這讓眼看著好友生命流逝的敖虎山至今想來仍感痛心。

“中國只有1%的人會心肺復蘇,在美國,這一數字是60%。”盡管3年來,經敖虎山所在的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組織策劃的全國心肺復蘇及培訓公益活動已累計培訓10萬余人,但相比10億人的體量仍顯渺小。“希望國家重視心肺復蘇培訓工作,在中小學畢業、公務員入職或考駕照時,加入心肺復蘇培訓。”

“這個就是救命神器。”敖虎山單手拎出一個手提包大小的AED放在胸前,“它的使用能顯著提高心肺復蘇的救治率。”在北上廣等城市,除顫器配置率都較低,而在發達國家,這卻是普遍的配置器材,“國家應進一步加大除顫器在相關場所的配置率。”

在后來的“心手相連點亮生命”健康扶貧天山公益行新聞發布會上,敖虎山又講了一個與此有關的后續故事。因為看到他兩會期間在“委員通道”接受的采訪,此前一直推不動AED的深圳市,一下子就在公共場所配置了500臺AED。

2018年8月19日,是中國首個醫師節。這一天,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秘書長敖虎山帶隊出發,赴新疆開展“心手相連點亮生命”健康扶貧天山公益行活動。當天下午,率先抵達的公益專家,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總醫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開展公益診療、基層巡講系列公益項目。之后的10余天里,他們的公益車隊還將為沿途3200公里的民族同胞送健康、送愛心。

這些年,敖虎山帶著學會團隊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為少數民族送醫送藥。也因為,敖虎山自己是少數民族,從內蒙古草原走出來的他比別人更知道,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健康教育更為薄弱的現狀。

做健康講座時,敖虎山總是習慣性站立。盡管50多歲了,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錯,沒有中年人常見的腰腹,肩背筆直。深藍色襯衣領子處,時常帶著一個銀飾領結。“這個是穿蒙古袍會用到的一種裝飾。”因為不太可能整日穿民族服裝,他便動腦筋移到了襯衫上當領結。

做公益的初衷,說起來也簡單。1995年去日本留學攻讀博士時,我國的心血管發病率還很低。10年后敖虎山從美國博士后畢業回到北京,心血管疾病已呈暴漲態勢。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人生活變得富裕了,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然而過度飲食導致肥胖、高血壓、高血糖、高脂血癥、腦卒中及代謝綜合征等慢性病找上門來。心血管疾病80%是可以預防的!“不能任由無知下去了,得做健康教育。”

“出去講課非常難。”走出醫院科室單獨面對社會時,才發現挫折比想象中多得多。甚至5年前,敖虎山在某地級市做健康講座時,連社區的人都聚不齊。

時至今日,盡管已經是北京市健康科普專家,外出去傳遞健康理念做科普教育,面對寥寥十幾個人的尷尬也還是會讓敖虎山遇到。遇上了,他也不多計較,“一臺手術可以救一個人,一堂科普公益講座,可以讓在座的十幾個聽眾受益。”聽過他講座的人,不少開始默默地運動了。

“時刻感到自己在救人。”即使有著心底向善的正義感做支撐,但做公益畢竟不同于當醫生。醫生往往是別人有求于己的甲方,而做公益則是有求于人的乙方。“尤其在募集資金的時候,說服別人支持我們的時候,必須得低下頭來求人。”

最開始,敖虎山也很不適應。一次他因公益活動找一個當院長的同學協調,對方只是讓他在門口多等了一會,他都萌生出了強烈的羞恥感。后來,次數多了,他也想通了,“這個時候是為了更多人考慮,不是為了私利求人。”現在,敖虎山自嘲自己是一個高級“乞丐”。

還有一段經歷,敖虎山很少提及。因父母去世早,他從小跟著哥哥姐姐長大。漂泊無助的感受特別深,“在一個地方,有一幫自己的小朋友圈,卻很快就到了另一個姐姐家住,然后又沒有朋友了。”

做公益可能也出于這樣一種深層次的心理需求,小的愛缺失了,人性的力量,會指引去更大的空間里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共識。公益,說到底就是陌生人彼此之間的守望相助和相互傳遞的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