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開始，公益領域形成了“災害救援”的新領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郭虹進行過估算，那年進入汶川地震災區的組織，最多的時候300多家，“另外加上學生社團、志愿者團隊、短期進入又撤離的機構，前后總共約有500多個團隊和機構”。

2008年5月12日，徐永光在北京的家里坐不住了。他反復琢磨，過去發生災難都是公募基金會參與，而中國的公募基金是官辦為主，此前沒有資助民間社會組織的傳統。“我們如果沒有行動的話，可能就沒有什么價值了”。徐永光是非公募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副理事長，2007年基金會剛剛成立。

他給在北京的十幾個民間組織、基金會打電話，十幾家機構負責人起草了一份《民間組織抗震救災聯合聲明》，號召“各民間組織和公益組織攜起手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和力量，與災區群眾一起共渡難關。”很快，當天下午在網絡上發表聲明的機構上升到了50多家。到了5月14日，已有100多家。

南都基金會理事會決定拿出1000萬資助民間公益組織去抗震救災。在網上發布公告后，70多家機構每家拿到了10萬左右的工作經費。

這些錢仍然是杯水車薪。徐永光找到了紅十字會副會長。2008年6月17日，公募基金會中國紅十字會發布新聞，拿出2000萬元，面向國內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服務機構公開招標“5·12災后重建項目”。公募基金會公開招標支持草根NGO，這在中國公益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也是這一年，官方第一次意識到社會參與的重要性。2008年6月8日，國務院頒發了《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文件，在災后過渡性安置和恢復重建工作方面，第一次確定了“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基本原則。

成為職業公益組織

2009年8月，在北京的公益項目交流展示會上，39歲的高思發和57歲的郭虹在會上碰見了。兩人第一次的見面交流，“不太愉快”，郭虹回憶。

高思發貼錢去做志愿者，郭虹不認同這種做法，“做志愿者不是貼錢做好人好事”。高思發急了，辯道：“貼錢做怎么不是做好人好事，我們是好人，就是做好人好事的。”

2008年開始，很多志愿者隊開始轉型為社會組織，去民政局登記注冊。只有這樣，他們才可能獲得基金會的資金支持，或者獲得政府部門出資購買公共服務的機會。

但那個時候，高思發的團隊仍然還是一個松散的“純志愿者”隊。劉劍鋒內心有“不屑于和基金會合作”的想法，想做“純粹的志愿者”，“不應該沾一分錢，我們要是沾了錢，就說不清楚了”。

地震結束后，高思發隊伍里的外地志愿者走光了，剩下了他和劉劍鋒兩個綿陽人。2010年劉劍鋒找到了一間閑置的辦公室，不收房租、不收水電費。

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開始做一對一助學項目，資助的對象是北川災后的學生。高思發和劉劍鋒等人自掏油費和路費去家訪受資助的學生，隨著行政成本不斷增多。“一開始可以承受，到后面就感覺維持不下去了”，劉劍鋒回憶，“志愿者里有大學生，路費自己補貼多了他們受不了就離開了”。

有一次，劉劍鋒發現，用于上學的錢打到家長的卡里，要么家長拿去喝酒，要么家里有人生病就拿去治病了。“錢就這么被挪用了”。他們開始意識到，助學不僅僅是籌錢這么簡單，還有更多比給錢之外更需要做的。

高思發開始設想做家庭教育，“這時候感覺把事情做好，就要敢于承擔風險。如果接收了愛心人士捐贈用于行政支出的費用，我們只要公示清楚賬單就行”。

當時，郭虹在為各種公益組織提供培訓機會，她給那些來參加的人講公民意識，講公益文化，也請各地有名的老師來上課，講公益制度化建設，內部管理等等。“我們提供能力建設，也講發展理念。以前他們都是滿腔熱情在那里干活，沒有公益的價值觀”。

高思發開始和郭虹有了密切接觸，郭虹每次辦免費培訓班，高思發團隊都會有至少兩三個人來學習。

2011年開始，全國范圍內，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可直接登記為合法組織。困擾各地公益組織的身份問題逐漸得到解決，改變之前的雙重管理門檻。此前，社會組織要想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必須找到業務主管單位，很多社會組織因找不到政府部門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掛靠而無法登記。

成都是降低門檻最早的試驗地之一。

2009年11月份，中國心志愿者隊在北川民政局登記注冊為“北川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因為救災而出現的公益組織逐漸明晰其發展方向，養老、兒童教育、青少年發展、心理健康教育、環保、創新發展、社區、農村、留守兒童，幾乎每一個領域都出現了不同公益組織的身影。公益組織開始呈現專業化、職能化特征。

“同時，基金會開始增多，項目也開始向傳統的領域外拓展”。郭虹回憶。2010年，民間基金會已經超越官辦的基金會規模，“今天6000多家基金會里的大部分都是民間基金會”，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教授朱建剛在其回顧公益十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

成都心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但小莉深有體會，她從地震之后開始做災區人群的心理咨詢，曾四處籌錢甚至自己貼錢想要堅持下去，在最困難的時候得到了民間基金會的項目支持。

中國心團隊也陸續找到了各種基金會做項目。“項目變得規范化，財務也變得規范化。”劉劍鋒如此評價團隊。

政府購買社會服務

2013年四川再次爆發地震——雅安地震，趕到現場的劉劍鋒們，第一次感受到民間公益組織的“有序”感。

雅安地震一發生，劉劍鋒第一件事是“把政府官員拉進微信群”。政府官員會及時在群里公布災情最新消息。與此同時，進入當地的社會組織也會在網絡上給他們提供信息。哪里有救援隊，哪里缺物資，劉劍鋒都一清二楚。

這源于2008年開始，不同公益組織開始搭建起信息網絡。“成立協調組織或者聯盟，坐下來討論的第一件事，不是我們要做什么，而是我們不做什么”。郭虹回憶。

“我們先及時響應災情，再回應災情”。響應是做好救援準備，回應是前往災區救援。這幾年中國心志愿者隊響應的災害不下20場，但回應的災害只有13場，“不浪費人力物力，很有效果”。劉劍鋒說。

2008年開始民間基金會逐漸獲得公眾信任，在雅安地震之前，“有基金會的籌款額每年大概只有三四千萬，但是雅安地震剛爆發，他們就從公眾那里籌到了幾個億”，劉劍鋒回憶。籌到錢的基金會開始公開招標，為社會組織提供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