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馬樓吳簡中有一部分行書簡牘，與宋代以來傳世法帖中魏晉名家法書的意韻相近。這為我們重新審視魏晉法帖的藝術風格以及行書的演變提出了新的視角。走馬樓吳簡中的行書尚處于隸楷演變的過渡階段，其主要特點是存留著比較濃厚的隸書筆意，因而具有確定行書發展的“尺規”作用。

《晉書·荀勖傳》載，西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荀勖“領秘書監”，特別“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鐘、胡為法”。這里的鐘、胡，指鐘繇和胡昭。他們同為行書之祖劉德升的傳人。因此，史籍凡談書法，將鐘、胡并稱，指的都是行書。那些行書“弟子”學成之后，是否留在秘書省充任書手或書令史，史籍沒有記載。秘書省是中央政府專司典籍檔案的重要部門，當時的典籍檔案均系手抄而成，中央政府所有的文件也都必須抄錄副本存檔，工作量很大，也只有行書這種書寫便捷、易于辨識的書體能夠勝任。這說明，行書在西晉得到了官方的提倡和普及，并且有一定的標準。差不多同時期的孫吳長沙，在西晉官方提倡和普及之前，行書就已得到下層胥吏的實踐和推廣。這似乎可以看成是長沙吳簡行書價值體現的一個方面。

東漢末年到南北朝是中國文字書法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但這一時期傳世的各種碑帖，大都是隋唐以后的摹刻本，孰真孰偽，一直存在不同意見。長沙吳簡各種書體皆備，可以作為鑒別傳世法帖真偽的尺規，是毋庸置疑的。“行書之祖”劉德升雖然沒有行書作品傳世，唐張懷瓘《書斷》形容他的行書“風流婉約”，而長沙吳簡中“婉約風流”的行書，證明當時確曾流行過“風流婉約”類行書。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沒有傳世碑帖，走馬樓吳簡也能發揮尺規作用。《書斷》引衛恒云：“（胡）昭與鐘繇并師于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鐘瘦?！辩姟⒑m然也都沒有行書作品傳世，但他們生活的時代與長沙吳簡的時代相當，長沙吳簡中既有肥碩的行書，又有瘦細的行書，證明當時還曾流行過“胡肥鐘瘦”類行書。可見長沙吳簡行書尺規作用的重要。（詳見熊曲《長沙走馬樓吳簡行書探析》，載《長沙走馬樓吳簡書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

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方白書信木牘》和《正月七日君教簡》就是這類豐腴古拙類型的行書。這兩枚簡牘書跡的結體由扁平而趨修長，用筆方面，隸書的波磔已經簡省，線條勻稱，鋒穎內斂，后世連綿的筆勢并不突出，而整體氣韻瀟灑凝重，格調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