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聞天（1902-1982），江蘇溧陽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民革第二、三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屆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務。

1940年8月，許聞天被國民黨政府派往宜興淪陷區任流亡縣長。在擔任宜興縣長期間，他先后數次與日軍刀槍相見。抗日戰爭時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許聞天沒有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過任何摩擦，相反，與國民黨軍隊卻起過沖突。1941年初，蔣介石派挺進縱隊進入淪陷區，這些部隊抗戰不力，卻做了不少禍國殃民的事情。許聞天對此非常憤怒，便與挺進縱隊發生了沖突，結果被挺進縱隊抓捕，遭到嚴刑拷打，遍體鱗傷。許聞天不得不離開宜興，回到溧陽老家的鄉間居住。

1945年初，許聞天與新四軍蘇南行署取得聯系，計劃與新四軍合作抗日，卻被溧城鎮的日軍和國民黨特務發現，遭到兩方不分晝夜地搜捕。許聞天在溧陽無處藏身，只得潛往皖南。在皖南歙縣，許聞天被國民黨特務偵緝，被捕入獄。當時，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流亡在皖北阜陽，江蘇省主席王懋功是許聞天的熟人，在他的營救下，許聞天獲釋。

抗戰勝利后，許聞天跟隨王懋功回到江蘇，在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任主任秘書。這期間，許聞天參加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并積極參與組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孫盟于1945年冬在重慶開始醞釀，1949年秋宣告自動解散，歷時近四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孫盟”不公開活動，屬于一個秘密組織。

這期間，國民黨統治區政治日益腐敗，經濟趨于癱瘓，人民生活艱難，許多有識之士要求和平民主、重建家園，而蔣介石集團卻堅持獨裁和內戰的政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國民黨內的一些民主人士有的大聲疾呼，公開反對國民黨政權，有的則秘密集會結黨、有組織地聯合各方民主力量，共同反蔣。許聞天和一些參與創建“孫盟”的同志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真正貫徹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恢復三民主義的本來面目，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國才有出路，因此有建立一個和共產黨合作反蔣的民主政團的必要。

經過一年多的籌劃，1947年春，許聞天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南京碑亭巷東方旅社集會，商談建立組織、開展活動的事宜。參加集會的人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中有以許聞天為代表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成員，有以鄧昊明為代表的老第三黨（鄧演達領導）的成員，有以陳惕廬為代表的從蔣介石嫡系中分化出來的高級軍政人員。此外，還有個別進步青年知識分子。通過協商，大家逐步統一了認識，將組織定名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目的是分化瓦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隨后，“孫盟”在江蘇、浙江特別是上海、南京等地建立了分組織，并逐步向全國發展。1948年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政治綱領》正式通過，其核心內容就是“反蔣擁共”。此外，“孫盟”還擴大組織，吸收了部分立法委員、國大代表進入各級領導機構。

“孫盟”的組織系統分為四級，即總部、省市支盟、分盟及小組?？偛吭O中央委員會，委員33人，并設有常務委員會，許聞天是常委，擔任常委的還有劉不同、鄧昊明、陳惕廬、金紹先、賀耀祖、侯桐、高宗禹、諶小岑、楊玉清、韓梅岑等人。許聞天和陳惕廬還兼管組織工作。

“孫盟”雖然在蘇、浙、皖、鄂、湘、桂、粵、黔、川、康、閩、京、滬、平、津、漢、穗等省市都設有支盟等組織，但它一直處于“地下”狀態，開展工作一般以盟員個人的工作身份活動，此外還借助一些外圍組織如中國農工通訊社、浙江省農村文化促進會、立法院二五座談會、南京大學教授會及新群社等團體開展工作。

1947年冬至1948年秋之間，“孫盟”曾三次派楊沛如、韓梅岑到香港與民革的負責人朱蘊山聯系工作，并要求把“孫盟”作為民革的一部分。朱蘊山表示歡迎，但要求取消孫盟組織的名稱，改用“民革”的名稱，這一更名意見未能在“孫盟”總部討論通過。不過，“孫盟”仍然經常同上海民革、民聯的負責人王葆真、郭春濤等保持聯系，同時加強與在港的民革組織的聯系，以求通過民革取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號召之前，“孫盟”還派張達生三次過江，與新四軍管文蔚所部的沈云樵取得聯系，主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后來中共五一號召發布后，“孫盟”因自身處境不便，未能發表公開聲明，但在口頭上表示過響應這一號召。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許聞天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參事，積極參與政務院參事室關于政策、政令、法案等研究及草擬事項，關于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呈院有關政策、法令、規章之專案審議事項，關于政策、政令推行實況之調查研究事項，關于政務院與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之間工作聯系事項，關于總理臨時派遣或交辦事項等各項學習、視察、慰問、調查等活動中。1951年，許聞天和盧郁文一起隨陳云副總理赴中南地區視察財經工作，以后又赴各地參加土改工作。

許聞天先后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并擔任民革中央委員、中央常委、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