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蔡昉

核心提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作為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基本趨勢的優勢保障之一，要求充分挖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這里所講的超大規模市場提供了宏觀經濟內需，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本文將著重討論居民消費意義上的超大市場和內需潛力，主要基于以下三個原因：其一，投資需求實際上是由消費需求所派生的，并且投資的終點也是消費。其二，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形成投資與消費平衡的需求結構，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其三，在宏觀經濟周期波動中，最需要關注的是可能受到沖擊的居民消費。

規模龐大的中等消費群體

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接近100萬億人民幣、人均將邁上1萬美元的臺階，意味著我國正在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隨著經濟發展成果得到廣泛地分享，在我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雖然學術界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眾說紛紜，采用不同標準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也不盡相同，但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組，我們仍然可以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總規模，作出一個粗略的估計。

2018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萬元。在國家統計局的收入分組中，被歸入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的住戶總數為1.81億戶，占全部戶數的40%。2018年，這兩部分住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440元和1.44萬元。其余60%的住戶，即中間收入組、中間偏上收入組和高收入組的住戶合計為2.72億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32萬元、3.65萬元和7.06萬元。由于這三部分住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起點人均收入約為每天18.2美元（中間收入組的平均水平），系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1.91美元的近十倍，因此，把人均收入在中間收入組水平以上的這60%住戶，作為寬泛定義的中等收入家庭是有充分理由的。

并且，如果按照學術界常用的相對收入標準來定義中等收入群體，即把達到并超過平均收入水平75%的人口組別都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話，2018年中間收入組的平均收入已經符合這個標準。其實，如果僅以占全國家庭戶40%的中間偏上收入戶和高收入戶作為中等收入家庭，也高達1.81億戶。

在作出適當調整后，粗略地把家庭數與人口數對應起來的情況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大體上在5億人到7億人之間。這一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體，也是潛在的消費群體，為形成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奠定了人口基礎。從消費者的構成和每個群體的收入增長趨勢來看，在消費潛力提高方面，我國至少有兩個獨特優勢。第一，目前的較高收入者是一個消費不斷升級的高消費人群，相應地，對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提高和結構優化提出不斷更新的需求。第二，目前的較低收入者將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不斷以龐大的數量充實和提升現行的消費者群體，發揮保持消費市場及其超大規模可持續性的作用。

以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中外發展經驗都表明，經濟增長并不會自動實現發展成果的充分和均等分享，現實中也不存在隨著經濟總量擴大，收入分配狀況可以自然而然得到改善的所謂“涓流效應”。同樣地，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和超大規模消費市場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會一勞永逸地得到保持和不斷壯大，而只能是在經濟發展前提下充分分享的結果，也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一系列新的因素，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和持續擴大提出新的挑戰。

首先，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機制對于收入分配狀況改善的效應減弱。在高速增長階段，勞動力市場的逐步發育推動了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就業的擴大，城鄉勞動者通過更加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從整體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改善中獲益。隨著2010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逐年減少，出現了經常性的勞動力短缺，相應推動了工資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普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隨后，當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成為新常態時，上述兩種效應都會減弱，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不再能夠產生期望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

其次，技術變革和產業調整會給部分勞動者及其家庭帶來沖擊。新技術革命、新一輪全球化，以及我國加速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都要求淘汰低效和過剩產能，在創造新崗位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淘汰舊崗位。雖然不應再為了保護崗位而給低效產能留下生路，然而，在轉崗中面臨困難的勞動者及其家庭，需要在充分覆蓋的社會保障框架中得到保護，從而使居民的基本消費不至于因這些必要的調整而降低。

最后，導致經濟增速下降的人口因素，同時也顯示對特定人群予以特別關注的需要。人口老齡化加速和可供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提高了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減緩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產生了資本報酬遞減效應，也縮小了通過重新配置勞動力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其結果便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與此同時，老年人口、進城農民工和返鄉農民工也可能遭遇收入增長速度減慢的沖擊。要維護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必須采取措施保障這些人口群體的民生不斷得到改善。

塑造更加平衡的需求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凈出口對我國GDP增長作出較為重要的貢獻。然而，總體來說這一外需因素對GDP的貢獻份額并不是很高，年度之間波幅卻較大。每逢凈出口受到世界經濟不利形勢沖擊的時候，國內投資在彌補需求缺口方面都發揮了主要作用，作出的反應也比較及時。相比而言，消費需求的這種作用顯得平緩，卻更加可持續。

例如，2008年在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時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目的就是改變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當時，我國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上年的10.6%驟降到2.6%，資本形成的貢獻率相應從44.1%提高到53.2%。之后，凈出口的貢獻率變成負值，資本形成的貢獻率進一步大幅度提高，2009年達到86.5%。雖然當時出臺一攬子投資計劃是必要的，但是也帶來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后遺癥。與此相反，在應對金融危機和消化前期政策遺留問題的過程中，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提高，呈現出勢頭穩定的特點并持續至今。可見，消費作用的增強不僅表現為拉動經濟增長，也體現在平衡宏觀經濟需求結構的作用上面。

在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的同時，我國經濟相應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同時要求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傳統發展模式所具有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特征，集中體現在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上面。對于這一模式及其帶來的后遺癥，需要通過兩種途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予以解決。首先，針對存量進行改革，旨在消除過剩產能和降低債務杠桿。其次，針對增量進行調整，利用新的體制和機制形成更加平衡的“三駕馬車”需求結構。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和超大規模的消費者群體，是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條件和基礎保障。

實施逆周期調節的有效手段

宏觀經濟周期的下行波動，是指在長期經濟增長趨勢即潛在增長率的基準上，由于需求側因素的沖擊導致生產能力利用不足，使實際增長率偏離（低于）潛在增長率。其中，勞動力不能充分就業就意味著出現周期性失業。這里，勞動力市場狀況對于宏觀經濟調控有兩點含義。

第一，失業率變化對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的反應比較靈敏。一項對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衰退與失業率關系的分析表明，如果三個月平均失業率比此前12個月的最低點水平高出0.5個百分點，則意味著出現經濟衰退。這個規律性現象因其發現者而被命名為“薩姆法則”。從以往的經驗看，在出現薩姆法則所顯示的預警信號之后，失業率通常繼續攀升至經濟衰退結束之時。該法則說明，失業率這樣的勞動力市場信號是一個領先性指標，基于這個信號的預警機制，可以幫助宏觀經濟政策部門及時作出決策，采用相應的政策工具實施逆周期調節。

第二，失業率上升自然會對民生產生負面影響。從理論邏輯和數據分析都可以發現，居民收入增長情況受到就業狀況的直接影響，而收入增長狀況又以一種時間上略為滯后的方式影響居民消費。由于宏觀經濟逆周期調節的終極目標以及檢驗標準，是通過把增長速度保持在合理區間，實現就業穩定和民生改善，所以，就業狀況無疑是最恰當的政策實施依據，譬如把失業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出臺時機和實施力度的依據。此外，以直接針對穩定就業的政策措施實施宏觀調控，具有目標明確和手段有效的優勢。依據勞動力市場信號作出旨在穩定民生的政策應對，對于穩定居民消費進而保持內需具有顯著作用。可見，穩就業和惠民生的政策本身也是一種有效的逆周期調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