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廣智

21世紀以降，當生態災難一次又一次地襲擊人類時，我總是想起一位歷史學家的“警世通言”：“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的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

出此言的這位歷史學家，就是現代國際史學界的大家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年），上述引文出自他傳世的壓軸之作《人類與大地母親》（徐波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該書以抒情詩般優美的筆調，展示了人類與其生存環境（即“大地母親”）的相互關系，描述了人類文明的起源、發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過程，系統介紹了蘇美爾—阿卡德文明、法老埃及文明、敘利亞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安第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區域文明類型，時間跨度上起約50萬年前人類形成，下迄20世紀70年代。

《人類與大地母親》 [英]阿諾德·湯因比 著 徐波等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投身社會實踐的“斗士”

湯因比生在近代西方社會鶯歌燕舞的盛世，其時英國維多利亞王朝的雍容華貴與輕歌曼舞風光一時。然而，進入20世紀，世界進入大變局，風雷激蕩。在這動蕩的百年，湯因比足足生活、奮斗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他是20世紀西方史學從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變革潮流中的弄潮兒，反叛傳統的史學理念，繼承與發展了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說”，以其皇皇12卷本的巨著《歷史研究》崛起于西方史壇。而后又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成為20世紀西方史學界的一代宗師。

然而，湯因比不只是一個在書齋里坐而論道的學者，還是一個投身于社會實踐的“斗士”。在一戰、二戰時期，他就任于英國外交部智囊團，參與了兩次巴黎和會。直至晚年，他仍活躍在國際舞臺上，反對戰爭，捍衛和平，抨擊種族歧視，并時刻關心著人類的命運，顯現出濃厚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湯因比還非常關心環境問題。他發現，20世紀以來，由于人類頑固地堅信其支配自然的無限能力，而毫不節制地對生物圈瘋狂開發，其結果是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僅以美國的一些地方為例，西部殘存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盡，許多地區50%的居民住在空氣污染超標的環境之中，99%的有毒垃圾正污染著供水源。另據聯合國的報告，非洲至1950年以來已經喪失了23%的森林、喜馬拉雅山分水嶺喪失了40%。1960年以來，中美洲有30%的森林遭到破壞。據報告，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占全境28%的河流已沒有魚類生存，70%的河流被嚴重污染。波蘭政府已經宣布有5個位于西里西亞工業區的村莊由于污染已不適宜人們居住。正是對人類災難的苦覺，迫使湯因比作出了嚴肅的思考：人類文明的性質怎樣，人類將往何處去。

概言之，湯因比不愧為一位政文雙棲的“智者”，20世紀西方史學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人類必須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與“大地母親”同命運，共生共榮。 視覺中國供圖

從全人類的角度去思考

讓我們把歷史定格在1973年，那時，這位“智者”已是耄耋之年。

據我所知，這一年世界政壇并無什么大事發生，但是在國際史學編年史上，湯因比卻正在此時寫下了精彩一頁。與古希臘智者蘇格拉底一樣，他總是接受訪談，虛心地與任何愿意同他對話的人聊天。該年5月，已過杖朝之年的湯因比結束了與日本佛學家兼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跨越兩年的舉世聞名的對話，后成書名為《對生命的選擇》（《Choose Life》，中譯本據日文版譯名為《面向21世紀的對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兩年后，他就溘然長逝。這是一位老人在謝世前對世界的奉獻，且不說那場以“關注人的生命”為主旨的對話，更令人驚嘆的是，他在1973年還以高齡完成了長達70余萬字的大作《人類與大地母親》。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創作《人類與大地母親》時，就選擇什么樣的表達方式，湯因比曾毫不猶豫地說：“到1973年，人們迫切需要對歷史進行一次綜合的考察”，“我總是試圖抓住這種機會進行全景式的考察”。1976年，在湯因比逝世后不久，牛津大學出版社將湯因比的手稿出版，以表達對湯因比漫長學術生涯的紀念。

《人類與大地母親》，倘與其成名作《歷史研究》相比較，有一同二異。一同，是指兩者都是整體性與綜合性的通史之作，前書的“從世界性的角度去觀看”與后者的“對人類歷史做一番宏觀鳥瞰”，其宏觀視野都是相同的。二異，一是其史學旨趣或落墨側重點不一。《歷史研究》以文明或文化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書中闡發的“文明發展的同時代論”“各個文明價值等同論”“文明之間相互比較論”等新論，使他成了“文化形態說”的發揚者。而《人類與大地母親》則以人類與生存環境（“大地母親”）的相互關系為中心來展開。恩格斯說過：“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此言甚是。事實上，人與生存環境之關聯，深刻影響著人類文明發展史，湯因比的《人類與大地母親》則以自己的史學實踐，為讀者作出了范例。

細究全書共82章（有的名為“章”，實則短小，可為“節”），從“自然現象之謎”開篇，至1973年的“生物圈”終結。它與常見的世界通史迥然不同，其政治編年史極其簡略，如從1773年至1973年這近現代世界風云變幻、錯綜復雜的200余年，歷來為中外通史作者編纂世界歷史時的濃墨重彩部分，湯因比卻以“生物圈”為章名，以很少的篇幅——兩章約24000字，圍繞人類與生存環境的相互關聯陳述之。

另一“異”，在于兩書風格不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一部思辨型之作，在歷史哲學層次上為人們描繪了一幅宏闊的世界歷史圖景，但他所構建的文明的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的“四階段論”，畢竟還不能代替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本身；而他的《人類與大地母親》則不同，他在“序言”中公開表明該書是“按編年順序”、采“敘事體形式”寫作的，不管是書名還是行文，都顯示出長篇敘事型的史詩風格，文采斐然，環環相扣，引人入勝，頗具可讀性，很適合大眾社會的讀者閱讀口味。在我看來，具思辨之長，備敘事之才，合二而一，乃良史之求也。湯因比的確不乏史才，從成名作的《歷史研究》到晚年的《人類與大地母親》，從思辨型之作走向敘事型之作，且互為補充而一，又皆成氣候，我輩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又，讀者在閱讀《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時，倘把他的《歷史研究》作為陪讀，實為閱讀之雅事。借此，順便說及，一般非專業的讀者，可以選擇《歷史研究》的節本，現有幾種節本，我推薦湯因比的單卷本《歷史研究》，其書的一大特點在附有大量精美插圖，另有地圖、大事年表（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來自歷史的吶喊

湯因比的《人類與大地母親》最后一章題為《撫今追昔，以史為鑒》，作者緊扣人類與生存環境相互關系，用簡練敘述（6000多字）對1973年之前的人類歷史作出了整體性的反思，實為點睛之筆，可作為全書的“結語”，值得讀者格外重視。“撫今追昔，以史為鑒”，在這流暢與精悍的文字中，揮灑出的如下幾點，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其一，關于人類技術進步。作者寫道，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發展到近世的工業革命，尤其從1773年至1973年這最近200年間，人類在技術方面出現了快速的進步，他敏銳地指出：它“極大地增加了人類的財富和力量，人類作惡的物質力量與對付這種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間的‘道德鴻溝’，像神話中敞開著的地獄之門那樣，不斷地擴大著裂痕”，它猶如一把雙刃劍。縱覽世界，這種不平衡還在不斷擴大，正在把人類引向“地獄之門”，這是多么可怕的一種情景啊。須知，人類的技術進步，物質文明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大地母親”為代價。進言之，人與自然應當和諧相處。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理念響徹大地，方能構建好“地球村”的美好家園。

其二，關于“人類之愛”。湯因比指出：“人類之愛應該擴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員，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在這里，湯氏所說的“人類之愛”，廣袤無垠，大愛無疆，這和他在1973年與池田大作對話中所說的“慈悲和愛”，其旨意是相合拍的。無疑，這種識見，既應和對話者、佛學家池田大作的信仰，也與他本人的信念相吻合。在他們兩人看來，“慈悲”與“愛”的普世性，道明了人類社會的共同訴求，而關注人的生命和尊重人的尊嚴，無疑成了題中之要義。觀當今，在國內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斗中，那種以生命映照生命的“大愛仁心”精神普照著神州大地，感人的場面目不暇接，比如那張落日余暉的照片，不知溫暖了多少人的心。正是“因為有愛，人間值得”，那位年邁的患者，在送別上海援鄂醫護人員時，用小提琴奏出的，分明是“人類之愛”合奏曲的東方強音。

其三，關于“警世通言”。筆者借用我國明末馮夢龍纂輯“三言”中的一部書名，來感悟和比稱文前引用的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之末段，庶幾可矣。每當我一遍又一遍重讀湯因比的“警世通言”，其“言”醍醐灌頂，其聲振聾發聵，不啻是一位智者謝世前的“廣陵散”，可謂驚世的吶喊，生命的絕響。

湯氏的“警世通言”，不由讓我聯想起莎士比亞在悲劇《哈姆雷特》中的名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環顧寰宇，人類若不能處理好與大地母親的關系，則古時“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瑟鬼唱歌”的慘重畫面，依然不能完全避免。重溫兩位先賢之遺訓，深刻反思，人類必須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與“大地母親”同命運，共生共榮。“撫今追昔，以史為鑒”，我篤信，在全球生態危機頻發的時代，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認知、我國率先倡導與秉持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全球協同發展的進程中，將會不斷地得到彰顯，閃現出華夏文明光華與大國擔當。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室主任）